這使他在亡國之際，依然能維係基本的社會秩序與臣民安寧——這一點，雖不足以稱頌其為明君，卻值得從曆史角度重新評價其“溫良之政”。

一、史載“性寬，不好殘酷”

據《陳書·後主紀》記載：“後主性寬，不好殘酷。”

這一短語在《南史》亦有類似記載，是對陳後主性格的一致描述。與他同時期的北朝君主如宇文邕（北周武帝）、高緯（北齊後主）動輒屠戮權臣、妃嬪、親屬相比，陳後主在用刑與處置方麵顯得尤為節製。

在其七年統治期內：

無大規模文字獄；

無株連九族之誅；

無誅殺老臣之舉；

即便對異議者、邊將之子投敵者，亦多選擇赦免與安撫。

這種寬和作風，在南朝末期宮廷權鬥頻發的背景下，實屬難得。

二、不濫殺忠臣，尊重人情與忠節

魯廣達之子魯世真降隋，為重大“投敵”事件。魯廣達自請下獄，願以身謝罪。但據《陳書·魯廣達傳》：“主慰勞之，加賜黃金，使還舊營。”

這種處置，體現出陳後主並未因一人之失，苛責一門之忠，而是以禮遇維護忠臣尊嚴與軍心穩定。

又如任忠言辭激烈，陳後主不但不怒，反而重賞、信任，說明其對忠直之士尚能容忍。

對邊將羅睺，雖有密奏其圖變之嫌，亦因他人保舉而釋疑親禮，這一“聽勸、從賢、棄猜”的態度，頗具胸襟。

三、不施重刑，不崇酷吏

《南史》記載陳後主“以樂治國”，即傾向以文雅禮樂潤飾朝政，而非以法刑肅紀。

南陳刑法雖沿舊製，然在陳後主時期：

刑獄案件少見記載；

酷吏未顯權威；

對政敵多“黜而不誅”，如陳叔陵圖謀未遂，僅予疏遠；

對宮內女官、寵臣之爭，亦多采取勸誡調解之策，而非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