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覺得在宋代的文學裏，我非常喜歡的是他們自己可以轉換角色，轉來轉去一點都不衝突，所有的分裂忽然都和解了。

詞對他們來講本來就是一個玩賞的東西，是遊戲之物，上班沒有人寫詞的，都是下了班去找一些歌妓唱歌，這時你還要說那麼正經八百的東西，實在大可不必，這個時候他就會釋放出另外一個我來。

我們以後看到宋徽宗會覺得比較麻煩，就是宋徽宗可能文人的部分越來越多了，每天都在那邊寫詞，忘掉皇帝的角色了。這當然也是另外一種麻煩，因為他在那個職位上。可是大概在北宋開國的時候，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完美的人格。

我最喜歡的中國知識分子大概都在北宋，南宋有點不行。 歐陽修、王安石這些人，都可以進退不失據，就是因為他們都有一種對人格的完美要求，他們做官不是為誰做的，是因為自己的理想，所以他們非常清楚做官與不做官之間的分寸。

蘇東坡不會因為說被下放了，就不做事了，因為你要做的事情更多，你有更多的機會去跟人接觸。我們提到說他貶到嶺南，他會覺得荔枝很好吃，那荔枝很好吃對於一個做官的人也很重要，它意味著人活著不全都是政治的內容，有一天你不能夠從事政治的時候，你還有別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說寫一篇洋洋灑灑的文章，告訴人家荔枝多好吃。蘇東坡以前很少與人談到荔枝，因為這是南方水果，因此他很好奇地寫起荔枝來。

這些我覺得是宋朝最可愛的部分，它不像唐朝，唐朝一切東西都是要大，而它可以小。小不見得是一個沒有價值的東西。他可以很愉快地去寫生命裏小小的一個事件，一點小小的經驗，這個部分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