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繭自縛》與斯科特之前在《逃避統治的藝術》中的觀點一脈相承。斯科特對東南亞研究最重要的兩個觀點是：生活在東南亞山地 （讚米亞） 、在國家統治之外的居民，自動地選擇了遠離國家的生活，並精心設計了逃避國家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山藥、紅薯、芋頭等塊根類作物以及從新世界傳入的玉米、木薯等作物由於它們自身的屬性——即適應性極強、成長迅速、成熟期不同、不需要太多照料等等，對於山地居民逃避國家的征收 （或者說搶掠） 起到了關鍵作用。斯科特因此稱它們為“逃避作物”。可以看出，《作繭自縛》再現了這些觀點和視角，並將之推向整個人類的宏觀曆史。

本書同樣強調作物特性，隻不過穀物特性賦予其種植者的不是逃避統治的可能性，而是使他們折服於國家的征收與控製。本書同樣站在國家統治邊緣的視角，來揭示國家的非必要性與危害性。兩書中，斯科特無政府主義者的視角都是昭然若揭的。對於這一點，斯科特本人也並不諱言。可以說，無政府主義視角讓斯科特從近年的考古發現、史前史以及早期國家的曆史研究中汲取材料，來完成對傳統史觀的顛覆。無獨有偶，近年出現的另外一部影響力巨大、試圖重寫人類曆史的著作《萬物的黎明：人類新曆史》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的合著者之一格雷伯也是無政府主義者兼人類學家。雖然立場相似，《萬物的黎明》分析農耕對不平等以及早期國家形成的影響卻與斯科特大異其趣。感興趣的讀者不妨兩本書對照著閱讀。斯科特、格雷伯們從無政府主義視角出發重寫人類曆史所引起的熱烈反響，折射出這個“任是山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時代的讀者對無孔不入的國家力量的恐懼與厭棄。

耶魯大學人類學家答疑，人類為什麼會選擇農耕與定居？

文明的“陷阱”：人類的選擇與宿命

我對《作繭自縛》有不少存疑的地方。首先，斯科特最重要的觀點是穀物特性是國家形成的關鍵，然而，它需要更認真地對待一個替代性假說 （alternative hypothesis） ，即羅伯特·卡內羅 (Robert Carneiro) 的限製理論 （circumscription theory） 。邁克尓·曼 （Michael Mann） 關於早期國家形成的牢籠理論 （caging theory） 也深受限製理論的影響。根據限製理論，原初國家，即古代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墨西哥穀地和秘魯的深山峽穀與海邊小河流域形成的早期國家，其環境有一個共同特征，核心地區資源條件非常利於農作，而核心地區的四周即是沙漠、山巒或海洋，生存條件惡劣。由於環境的限製，居民們無處可逃，或者利弊權衡後而不願逃逸。限製理論中，環境條件對人口所造成的限製機製才是國家形成的關鍵，至於種植什麼作物並不那麼重要。從限製理論的角度出發，即便核心地帶種植的是各種塊根類作物，如若環境條件能將人口關住，也能夠形成國家，到時候國家自然會形成一套征收、計量、儲存塊根類作物 （比如將其磨成粉曬幹，或者進行烘焙） 的方法，以及圍繞著各種塊根類作物生長周期而產生的“農曆”和國家運行的時間節奏。對我來說，通過與各種替代性假設進行對話來獲取一個更可靠的論點是治學的首要。不過縱觀全書，似乎斯科特更關心的是輸出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觀點，而不是該觀點在材料和證據層麵獲得強有力的支撐。

《國家的視角》作者：（美）詹姆斯·C.斯科特 譯者：王曉毅 版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5月

比如，斯科特筆下的早期國家與強製、控製、奴役緊密結合，完全是暗黑形象。書中把中國的秦朝，埃及的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斯巴達這樣非常成熟的農業國家也作為早期國家的例子。然而，以下才更貼近早期國家的狀況：早期國家的控製手段極其有限，各種對控製有利的意識形態也尚處於萌芽階段；早期國家都是“城邦國家” （city-state） ，每個國家的核心區非常之小，絕大多數地區都尚不在國家的控製範圍內；早期國家控製範圍之外的廣闊天地裏生活著大量采集狩獵的人群，住在國家這個“籠子”中的人走出國家回到采集狩獵社會也非常容易。因此，早期國家形成後的一長段時間裏，所管的事情不可能太多，強製性也不可能太強。

斯巴達城遺址。

在社會學中，對“國家” （state） 以及任何重要概念一種通行的處理方法是：把某一經典定義——如韋伯對國家的定義——作為理想型，然後將具體曆史場景中的各種國家與該理想型定義進行比較，從而迫使我們回到各種複雜的曆史場景中來理解和分析“國家”這一現象。斯科特在書中采取的則是一種較為人文學者的做法，那就是提出“國家性” （stateness） 這一概念。在某個概念之後加個“性”來形成新概念的方法與社會學的理想型方法有一定的同工異曲之妙，因為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概念的清晰性和曆史的複雜性之間的張力，因此也是一個常用的方法。在國家性這一概念的指引下，我們不用糾結一個政治實體是否已經跨越最低門檻成為了國家，而轉而考察它的國家性程度就行了。然而，斯科特在運用國家性這一概念的時候，前後很不一致。一方麵，他論證烏魯克等美索不達米亞衝擊平原上的最早期國家已經穩穩當當地具備了“國家性”；但另一方麵，他又將山地與遊牧的“蠻族”描述成無國家者，似乎全然忘記了山地與遊牧部落都具備不同程度的國家性，並且在曆史上也出現過酋邦、王國、甚至大帝國。這難免讓人不禁懷疑斯科特是不是為了論證的方便，而刻意對“蠻族”曆史上出現的國家性視而不見。

電影《賽德克·巴萊》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