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最重要的觀點是，正因為先民們放棄多元的生存方式，轉向依賴穀物種植作為主要食物來源，才導致了早期國家的形成。那麼，是什麼導致了他們放棄了已經持續數千年的狩獵采集為主、穀物種植為輔的生存方式？為什麼轉向穀物種植為主的農業體係是早期國家形成的關鍵？

對於前一個問題，斯科特接受的是幹旱假說。根據這個假說，公元前3500-前2500年這段時間裏，兩河流域一帶氣候變得極其幹旱，先民們不能夠再從濕地環境裏汲取多樣的食物來源，他們不得不蜷縮在剩餘河道的沿岸，集中種植穀物。換言之，正是大幹旱迫使美索不達米亞衝擊平原南部的先民們無奈地走向了大規模穀物種植的生存之道。對於這一假說，書中著墨不多。後一個問題，即“穀物立國”假說，才是斯科特所要強調的。與社會學家查爾斯·梯利 （Charles Tilly） 一樣，斯科特也認為追溯起國家的起源，無非是小團夥成功征收了保護費。而穀物則為收保護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因為穀物莊稼最適合集中作業，有固定的成熟收獲期，可計量、分割和估價，方便儲存、運輸與配給。也就是說，穀物對國家的形成來說具有無與倫比的“行政優勢”。與之相比，狩獵采集的捕獲難以估價、不便運輸與保存，對征稅不友好，且遊獵者行蹤不定，不便控製。

位於伊拉克的古巴比倫王國遺址。

與賈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 的觀點相似 , 斯科特也認為從狩獵采集走向農業是人類的悲劇。他進一步認為，建立在穀物種植之上的早期國家對人類是禍非福。

首先，與狩獵采集者相比，農人穀物為主的高碳水飲食，使他們營養不足、骨骼脆弱、易受疾病侵襲，平均壽命縮短。再者，農人的生活圍繞著飼弄三五種農作物、七八種家畜展開，日複一日艱辛勞作，生活的節奏被莊稼與牲畜所支配。從這個意義上，斯科特說，人類在馴化動植物的同時，也被它們馴化。“當智人邁出農耕這一步時，其命運也就決定了，我們這個物種就如同走進了一座苦行的修道院，裏麵的監工就是少許幾種植物……它們基因裏的發條裝置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除了服從別無他法”。與狩獵采集者相比，農人們不僅擁有的閑暇時光大大減少，活動空間大大受限，其掌握的自然界知識以及對自然律動的感知力也大大減弱。對於這最後一點，我們現代城市人體會得並不真切，我們周末農家樂，感受到了一點鄉村風光，便覺得自己走到大自然當中了。但我們隻要讀讀普裏什文的《大自然的日曆》，便能感受到森林之中的獵人對鳥獸之語、草蟲之音的敏銳體察又豈是終日侍弄莊稼的農人所能相比的呢。

更要命的是，斯科特說，早期國家，或者說穀物國家的出現，是人類走向被控製的開始。農耕勞作本就艱辛，農耕人口生產在滿足自身生活所需後，根本沒有動力多做生產，但早期國家為了要向他們征收“保護費”，便需要強製農耕人口生產出多於自身需要的剩餘。強製性的勞役自然會引起人口逃逸，故而早期國家需要實施人口控製，將人口聚集在國家的核心產糧地帶。按斯科特令人記憶深刻的說法，早期國家就是“人口機器”。國家築起城牆，並非隻是為了禦敵於外，也是為了防止交稅人口外逃。早期國家還通過各種手段來最大限度地拓展人口基數。它們頻繁地發動戰爭，最主要的目標就是搶掠人口以滿足對勞動力的需求。斯科特堅信，奴隸製對所有的早期國家都非常重要，因為它們需要奴隸來補充外逃的人口，來承擔苦役。

耶魯大學人類學家答疑，人類為什麼會選擇農耕與定居？

定居農業：被曆史鎖定的發展之路？

上述的觀點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穀物農業促使了國家誕生，在國家誕生之後，穀物農業和早期國家合力將人類關進了籠子。

雖然充滿強製，但早期穀物國家其實非常脆弱。斯科特分析道，早期國家對幾種穀物的依賴性如此之強，一旦天災歉收，便容易導致饑荒；國家的出現使人類定居點的規模史無前例地擴大，對木材需求的激增致使河流上遊的森林被過度砍伐，於是引發了水土流失、河道淤塞、洪水浩劫等一係列後果；大規模農業的密集灌溉又會引起土地鹽堿化、糧食減產；早期國家還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物種大混居，人與攜帶著各種病原體的牲畜混居一處，出現各種人畜共患病 （zoonosis） 必不可免，加上人群密集，瘟疫很容易傳播開來。由於這種種因素，早期國家非常容易崩潰。

《拾穗者》是法國巴比鬆派畫家讓·弗朗索瓦·米勒於1857年創作的一幅布麵油畫，現存放在巴黎的奧塞美術館中。

每當讀到古文明的消亡，我們往往為之扼腕歎息。史家也將青銅時代晚期東地中海地區各個王國的相繼崩潰稱之為黑暗時代。斯科特則對黑暗時代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早期國家的崩潰並不意味著人類重新墮入黑暗。的確，集權王國的宏偉工程的確停止了，城市消失了，也許文字也中斷了，但對於早期國家的屬民來說，他們得以掙脫國家的奴役與束縛，不但重獲自由，而且改善了生活。因此，斯科特說，早期國家的崩潰不過是“一個充斥著壓迫的社會秩序”被埋葬了，有什麼好為之悲歎的呢？

從同一視角出發，斯科特給予了“蠻族人”極大的敬意。在他眼裏，蠻族的生活方式是他們的有意選擇，他們拒絕定居、拒絕農耕、拒絕文字、拒絕國家，是因為他們深諳自由之可貴，洞悉定居、農耕、文字、國家會帶來的後果，因而不願意將自己送進“文明”編織的牢籠裏。蠻族人享有農耕人群隻能奢望的自由。不僅如此，蠻族人一麵通過控製長距離貿易路線，一麵憑借軍事優勢騷擾定居農耕國家向其勒索“保護費”，日子過得比農耕人群滋潤。事實上，農耕人口向遊牧地區移民完成“自我蠻化”並不少見。在斯科特的筆下，從早期國家誕生直至現代民族國家將蠻族的空間擠壓，幾千年的曆史，都是蠻族的流金歲月。

位於東南亞內陸山區的讚米亞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