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的啟蒙覺醒之力被凸顯，“念佛—救人—救國”的邏輯鏈條完成，憂國憂民之情蘊納其中，這種落於實處的個人之為而非縹緲的“英雄神話”，給予了濃烈愛國情感以皈依，雖思想特質仍為“內融型”，但顯露出解除精神危機後的不迫與堅定。更為激昂的情感外化體現於《為紅菊花說偈語》一詩：

詩序：辛巳初冬，秋月凝寒，貫師贈餘紅菊一枝，為說此偈。

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

雲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

“紅菊花”亭亭，顏色“殷紅”，向世人展現“高標”、“勁節”，由此引向亂世國破中的“我”，要做的便是“流血”“殉教”。短短五言絕句，悲壯、凜然、激昂等情感混而融之，似破土春草聚而湧現。這首抗日戰爭時期的明誌之作，成為了李叔同詩歌寫作生命的絕筆。

弘一法師，李鴻梁攝於1931年。

此時的李叔同，已不再如晚清時期麵對國破家亡，無力悲歎隻能寄托英雄造化，而是自我精神危機消逝後，個體力量彰顯，如同梁啟超的“三民”學說，殉教報國成為了家國危亡時李叔同具有個人思考特色及可行動性的救國之舉。這種激進的、自我犧牲的個體式挽救國家民族的決心與意念，李叔同在1939年致信中曾有表明：“對付敵難，舍身殉教，朽人於四年前已有決心。”濃烈的憂國情感在詩詞中湧動，促使李叔同在宗教世界裏完成個體救贖後，其“內融型”思想落於實處，生發出獨特力量，仿若魯迅“反抗絕望”精神內核所具有的生命力與感召力。

不過明顯地，憂國詩詞的“悲婉”情感模式在李叔同晚年創作中被有意規避與隱藏，在其入佛後的其他晚期文學創作中，更多顯現出的是興然趣味與淡然含蓄之韻。對於綺麗之詞的摒棄，是李叔同皈依佛門後於詩詞創作上較為明顯的轉變，從《護生畫集》配詩上即可窺見晚年李叔同的思想旨趣。《眾生》中“普勸世人，放生戒殺；不食其肉，乃為愛物”的佛家仁愛，《生機》中“小草出牆腰，亦複饒佳致。我為勤灌溉，欣欣有生意”的恬淡悠然，《解放》中的“至誠所感，金石為開。至仁所感，貓鼠相愛”的智慧平和，多棱麵地豐富了李叔同詩詞創作風格，同時也勾勒出宗教救贖自我後逐漸堅定平和的“內融型”思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