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說，梁啟超等政治傾向明顯的知識分子與李叔同進行比較尚不足以論證後者“憂國詩詞”隻悲不歎的特征，那麼與李叔同具有相似經曆的魯迅，便為李叔同“內融型”思想再添力證。魯迅留日求學期間詩詞作品數量有限，但為數不多中就有著“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豪壯，不僅點明故國風雨飄搖，也將救亡落在了實處的“我”的行為上而非縹渺的“英雄”。

因此，李叔同詩詞中拳拳哀國心顯見，拳拳報國行卻不見蹤影，不斷的哀歎、淚流、悲戚弱化了詩詞中對國破家亡的憤懣與壯誌，顯現出李煜式的亡國之悲，這也是李叔同“內融型”思想的外化體現。這種“內融型”思想也預示著李叔同似乎無法抵抗之後的兩次精神危機，也無法完成五四運動前漫長黑暗期中俗世意義上的自我救贖。

"救國”與“念佛”，

在亂世之中形成邏輯圓圈

將時間拉長，晚年的李叔同，在麵對日軍入侵的又一次國破家亡之危時，強烈憂國情噴湧而出，激昂詩風盛如當年。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李叔同對“英雄神話”的依賴明顯可見減弱，“內融型”思想韌性提高，救國的自我顯現。選擇佛教作為自身個體精神救贖的方式後，李叔同同樣在救國之路上找到了支撐。其中最為出名的即“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警語。

明顯地，在李叔同這裏，“救國”與“念佛”兩者被聯結，在亂世之中形成邏輯圓圈，其中“必須”一詞呈現了佛門中人弘一法師對宗教救贖力量的強烈推崇，不僅能救人於精神危機中，而且能救國於民族危亡時，念佛的價值與合理性在此顯現。1941年臘月，李叔同“赴泉州百原寺，又至開元寺小住；值結七念佛”，又一次手書“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並特加題記對此做出闡釋：“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犧牲一切，勇猛增進，救護國家，是故救國必須念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