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悲壯走向的憂國詩詞多依外事推力而作，勾勒出晚清國破圖景，卻也止步於此。1901年由滬返津，正值《辛醜條約》簽訂，李叔同寫下《感時》：

杜宇啼殘故國愁，虛名遑敢望千秋。

男兒若論收場好，不是將軍也斷頭。

在此，“杜宇”、“故國”、“愁”、“將軍”和“斷頭”，描摹出了戰爭後的荒蕪冷淒與內心愁緒，同時“男兒”意欲犧牲效國的激昂之情呼之欲出。但不難發現，這種“將軍/斷頭”壯舉，實際上恰恰影射了詩人內心對國破慘景的無力與焦慮：他並不知道該如何真正拯救大清王朝，隻能回歸最古老也最直接的答案——獻出生命，將救國報國落於籠統化的個體“男兒”，構建出“英雄神話”。

並且，這其中有日本上岡君對李叔同“盡忠報國”的告誡在內，後者聽此“感愧殊甚”，才作出《感傷》一詩，因而其中有外力成分促成。而李叔同追隨過的戊戌變法大將梁啟超，庚子事變時表現為：“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揅哲理牖新知。”著論、民權、哲理，展露出詩人嶄新的知識結構與思想體係，並且包孕著行動力，呈現出與李叔同相反的寫作心態和思想內質，構成了時代斷裂期的雙向軌道。

如果說悲壯傾向的憂國詩詞表露出李叔同“內融型”思想的個體性，悲婉風格則指向了其脆弱的一麵。無論是回津探鄉時的《夜泊塘沽》（1901）“春來春去奈愁何？流光一霎催人老”，還是《喝火令》（1905）“故國今誰主，胡天月已西。朝朝暮暮笑迷迷，記否天津橋上杜鵑啼，記否杜鵑聲裏幾色順民旗”，都悲哀、淒婉、迷離，但也僅僅是哀歎而已。

李叔同，1896年攝於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