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書雖名為“‘廢除文科學部’的衝擊”，實際上，作者隻是以“廢除文科學部”所形成的社會震動作為引子，向問題引向對這一事態所造成的“衝擊”及其內在機製問題的討論，和對權力-資本-大學三元關係的再認識和對當下日本大學體製自身的批判性展望。我想，這或許是工作原因不得不長期周旋於三者之間、為東京大學發展殫精竭慮的副校長所獨有的觀察視角。吉見對21世紀現實的定性是穩定而明確的——這是一個“人、知識、資本等所有方向都在向流動性、無邊界化方向不斷發展的世界”，然而，左右大學發展的諸要素之間卻始終“相互誤解”，權力的邏輯（基於財政支撐的方向指導）、資本的邏輯（基於領導權威、指令體係的高效運轉）與大學本有的邏輯（獨立自由的學術共同體與自上而下的管理體係疊加的二重性）之間齟齬不斷，成為日本大學改革的難言之隱，吉見甚至以幕末日本為喻，痛批“明明‘黑船’已經來襲，人們卻還固守幕藩體製”，而他給出的藥方自然是價值、觀念上的“開國”、破壁，打破大學內部利益集團的堅硬外殼，以更為靈活（宮本武藏的“二刀流”式）、柔軟的姿態（謂之“蛞蝓魚”）應對流動、互通時代的挑戰。吉見列舉了要衝破的五重壁壘，竊以為這實則關係到大學存在的一個基本的價值問題，比如，誰來決定/定義學生的學什麼/成為怎樣的人，是大學/學科，還是學生自身；教師將是否/如何捍衛有形學科建製下自己的權威性、精英意識和優越感；在生源嚴重流失和保住個人教職之間如何把握脆弱的平衡。

日劇《夏目漱石之妻》。

一個教日本文學史的同行曾不無焦慮地對我抱怨說：我的學生們好像大多沉迷於東野圭吾這樣的流行作家，而對夏目漱石這樣的經典作家提不起興趣，如何能讓他喜歡上夏目漱石呢？這讓我想到了柄穀行人文學觀、批評觀之轉型。在發表於2015年的演講《移動與批評》中，柄穀不無沮喪地表示：

我已經沒有心情去積極思考文學。……實際上，我覺得近年來，文學已經沒什麼特別的價值了。比如說，在日本的大學裏，文學部已相繼消亡，文學的地位無疑是在下滑。今天如果說一個作家受人尊重，那是因為其作品賣得好，賣得不好的作家不被關注。與其說這是在評價文學，不如說是一種基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原理的評價。

以前不是這樣，文學的讀者少也無妨。搞文學的人都有著這樣一種信仰：現在沒人讀，早晚會有人讀的，並會名垂青史。……他們對文學的態度近似於宗教信仰。……但我已沒有心情找回對文學的信仰。我的一個年輕朋友在東大教英國文學，他說，他的學生們既不讀小說，也不懂小說的讀法。所以，他就先讓他們讀《哈利·波特》，然後再逐漸引導他們去讀文學。我為自己從大學離職深感慶幸。

但類似情況以前也曾有過。1970年代去美國時我才知道，學生們都是在高中和大學的教室裏讀文學作品的。我深感震驚，因為文學不是在學校裏修習的。……

所以，雖說我不做文學批評了，但也並不是說我就開始做與此前完全不同的工作了，並不是從文學轉向了哲學和理論性的工作。……我不搞“文學”，也同樣意味著不從事哲學和理論性工作了。( 柄穀行人:『柄穀行人講演集成（1995年―2015年）』、東京：築摩書房、2017年2月、第259-261頁。)

美劇《英文係主任》。

美國大學裏文學係的慘淡狀況，由去年熱映的美劇《英文係主任》已可見一斑，從美國到日本再到中國，文科（尤其是人文學）地位、境況的下滑與衰微恐怕是全球性的問題。以我所在的外語專業為例，近年來各高校因轉專業而導致的生源流失問題日益嚴重，外語學科實際上已處於危機邊緣，而遺憾的是，我們關於學科的既有認知、理解與學科現實境遇之間似乎存在著顯見的錯位和滯後。如果文學不再是一種信仰，如果夏目漱石、狄更斯已敗給東野圭吾和哈利·波特，如果我們隻能目送文學時代遠去，那麼可以調整的隻能是應對的心態和姿態。我想，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未必是單指有某種理想和信仰的人，更應該是那些可以嗬護理想之火不滅之人。如若我們捍衛的不是有形的人文學科，而是無形的人文精神，那麼，文科將可能從工業時代式千篇一律的標準化操作走向後工業時代式的個性化定製，“向著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進行交互組合的時代過渡”，學生將以個人的誌趣自主、能動地組合出若幹種個性化的修讀方案。在吉見看來，“當文科知識與實務的、工學的等有效期較短的知識相組合的話，這種有效性就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作用。”

柄穀行人(Kojin Karatani) 1941年生於日本兵庫縣尼崎市。早年就讀於東京大學，先後獲經濟學學士和英文科碩士學位。畢業後曾任教於日本國學院大學、法政大學和近畿大學，並長期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係和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係客座教授。2006年榮休。他是享譽國際的日本當代著名理論批評家，至今已出版著述30餘種。代表作有《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跨越性批判——康德與馬克思》《世界史的構造》等，《定本柄穀行人集》全5卷於2004年由岩波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