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看站在富民立場的相關言論。眾所周知，中唐以後社會流動加劇，土地買賣加速了貧富的轉換，且科舉製度的發展使得社會下層向上流動更加容易，因而地主、商人與官僚三位一體，成為中唐至宋朝兼並勢力的重要特征。宋人對兼並的議論較漢唐明顯增多，無疑是宋代社會流動較漢唐明顯擴大和加快的反映。不僅如此，宋代也出現了為富民兼並辯護的言論，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歐陽修反對抑兼並的言論就是典型。在他看來，財貨流通是一個自然過程，離開商人完全由政府管控，既不現實，也不可能：“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而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雲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益多。”

影視劇中的歐陽修。來源/電視劇《清平樂》截圖

王安石變法時，反對一方多取“貧富相濟”的觀念，如司馬光在反對青苗法時主張：“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韓琦、蘇轍與司馬光觀點相近，同樣反對抑兼並。韓琦為兼並之家放高利貸的行為進行辯護：“大凡兼並所放息錢，雖取利稍重，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並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宋廷南渡以後，王安石變法仍遭否定，如陳亮指責青苗法和均輸法使得富民和商人的利益受到損失：“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葉適也說：“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貧富相濟”的主張逐漸在士大夫階層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