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就整體而言，兼並之家的兼並不能與公卿大夫的兼並相比，但也有少數兼並之家通過各種手段逐漸逼近公卿大夫的地位。如王安石說“今富者兼並百姓，乃至過於王公”；蔡襄說：“今天下之俗，至有巨室富家，兼並貨財，作為奢靡，超逾法製，交通大吏，欺轢愚弱”；範純仁也有類似說法。對於兼並之家“超逾法製”“無製度”，張方平指出，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的儀章規製和社會等級都有嚴格規定，各等級間尊卑不能隨意逾越，“使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因此農工商等庶人階層須依一定的物產過安分守己（即“不逾分”）的足衣食生活，“逾分”就是兼並；兼並導致部分富裕庶人越禮向士大夫甚至天子看齊，也就攪亂了社會秩序。對此，蔡襄說：“民有智能者，乘時趨利，為農則兼並，為商則高下，取天時人力之大者，遂以富強，奢靡冒法，出於王公之上，此古所謂亂俗之民，可誅者也。”由此不難看出，宋代士人對於兼並勢力的認知，主要針對農工商階層的分化而言，兼並之家不僅不屬於權貴階層，而且是“逾分”“超越法製”“逾冒王禁”的主要禍首。所以要維持社會穩定，特別是維護皇室、官僚貴族的地位，就必須抑製庶民間的兼並。“夫富人所以能占市井之利、侵農民之業者，以國家不為權財貨之輕重、明貴賤之製度爾”，宋朝士大夫將對兼並之家“逾分”的處置與漢代的賤商政策作齊觀。

要之，宋代兼並之家主要由鄉村三等以上主戶並坊郭有物業戶構成，是典型的大地主、大商人（且多兩種身份兼有），但他們仍屬於庶民階層，而非品官之家、形勢之家。當兼並之家通過進納、科舉、聯姻等形式進入“貴”的行列，其社會身份也隨之改變。

士人眼中的“兼並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