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聞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井田之法壞，而兼並之弊生，其來遠矣。況兵火之後，文籍散亡，戶口、租稅雖版曹尚無所稽考，況於州縣乎？豪民猾吏因緣為奸，機巧多端，情偽萬狀，以有為無，以強吞弱。有田者未必有稅，有稅者未必有田。

此條材料雖未明確言及，但表明南宋前中期兼並之家一仍北宋時期的特點，且享受的免役特權比北宋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文獻記載：

（紹興三十年）九月十七日，淮南路轉運判官張祁言……商賈街（衝）要、舟車輻湊之地，兼並之家產亨厚利，每有爭訟，賄賂公行，交結官吏，攪擾善良。

孝宗隆興元年正月十九日，士庶封事鹽場之弊……何謂兼並之家？侵刻小民，陰奪官利，且亭戶趁辦官課，不欲以賦役妨之，故科敷徭役悉行蠲免，止有二稅。

南宋中後期關於兼並之家的記載明顯減少，而貴勢之家為兼並者的材料明顯增多，至有富貴之家“吞噬千家之膏腴，連亙數路之阡陌，歲入號百萬斛，則自開辟以來，未之有也”。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兼並之家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學界一直討論的，唐宋之際出現的集地主、商人、官僚為一體的新社會階層。但是若仔細審視材料，可知宋代兼並之家並未進入“貴”，絕大多數仍舊停留在“富”的層麵。

其一，北宋中期陳舜俞指出，官府管控獨占“山澤、田土毫發之饒”，而“公卿大夫相誨以侈，相奪以利。其在朝廷，辭貧而不辭富；其在郡邑，不知自異於小人之為。其所以生財取贏之道，惟恐不逮。奈何民之不兼並，而能各安其分與哉！奈何民之不奪爭，而知自貴於廉遜哉！天子之公卿大夫則可為，在天子之民則不得為，又非公恕之道也”。雖然主要是在指斥公卿大夫等可以肆意兼並，同時為兼並之家進行辯護，但從一個側麵表明，兼並之家與公卿大夫是兩個身份不盡相同的階層。南宋初期，臣僚議論財政困難時說：“況錢貨之積，必有所在，不在公家，即在私室。今國用不足，百姓不足，公卿之家盡於盜賊，兼並之家盡於誅求。” 這裏明顯把公卿之家與兼並之家作了區分。很顯然，公卿之家代表“貴”和“富”， 而兼並之家隻是“富”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