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這種行為，別說其他人了，就連陳紀、鄭玄這樣的儒道宗師，都“曾不語赦”。而這，正是諸葛亮用來反駁朝臣的一個有利論據。此處所言“不言赦”，正是劉備與他共同製定的基本國策，不容動搖。君不見，劉表、劉璋雖然善待部屬，但仍有不少豪強暗藏異心，意圖顛覆他們的統治，以致政局愈亂。

《管子》雲：“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諸葛亮自比管仲，深受其說影響，對此觀點深以為然。裴鬆之注引“郭衝條亮五事”其一載：“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鹹懷怨歎。”誠然，諸葛亮以法治蜀，招致了不少非議，就連法正都勸說過他。然而，諸葛亮始終都認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並再次強調了“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的觀點。

上圖_ 法正（176年－220年），字孝直

這種頗有法家手段的執政理念，與曹操25年未曾一赦倒有異曲同工之妙。說白了，東漢後期以來，日益膨脹的豪門大族已掌握了社會中的絕大多數資源。魏、蜀、吳三國建立時，雖得到了豪族地主的支持，但為了鞏固皇權，曹劉孫三家也仍要采取各種辦法對其進行抑製。

這是因為：頻繁的大赦，顯然會破壞法製的公平；而法紀一旦鬆弛，就會助長這些豪門大族的囂張氣焰。亂世須用重刑，為今之計，隻有一視同仁，限製他們利用自身強大的影響力來幹預社會的正常運行。隻有這樣，國家才能走上正軌。

上圖_ 劉禪（shàn）（207年－271年），即蜀漢懷帝

二、蜀漢後期何以大赦

蜀漢自建立以來，到諸葛亮去世，期間隻有兩次大赦。一次是劉備登基，一次是劉禪登基。從某種程度而言，大赦其實是皇帝的特權，是他們用來強化皇權、彰顯自身權威的關鍵手段。故天子踐祚，常通過大赦天下來表現其統治力。

也正因大赦是皇帝的“專利”，所以諸葛亮就算想要大赦，也不能“越俎代庖”，直接跨過劉禪來做決定。在此情形之下，諸葛亮才會搬出先帝劉備為他“背書”，以證明其無意染指“大赦”這項權柄。隻可惜，諸葛亮去世後，開始掌權的劉禪並沒有他這種強力手腕掌控朝局。故在此之後，蜀漢便經常見到大赦了。

上圖_ 蜀漢宥赦表。來源：陳俊強《魏晉南朝恩赦製度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