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圖所見，諸葛亮去世後，蜀漢共進行了十二次大赦。且不難看出，伴隨著大赦而進行的，是一次次的政治、軍事行動或星象災異。這不由令人聯想到，東漢後期桓、靈二帝在位時，朝政漸亂，皇帝幾乎一年一赦，如此高的宥赦頻率，恰恰反映了社會的動蕩不安與政治的黑暗。同理可知，蜀漢後期的大赦，亦是劉禪對益州本土勢力的一種變相妥協。

陳祗、董厥、諸葛瞻執政期間，“薑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鹹共將護，無能匡矯”，以致政刑失和，人心向背，以譙周為首的益州土著勢力抬頭，並趁機鼓吹“投降論”，引起朝局內外一片動蕩。

上圖_ 譙周（201年－270年），字允南，巴西郡西充國縣（今四川西充縣槐樹鎮）人

在此情形之下，蜀漢內部各派係之間的矛盾、執政長官與地方大族、平民百姓與大族之間的矛盾，都需要一次次的大赦來進行暫時性的緩解。而這，正是劉禪不得不頻繁使用恩赦手段的根源所在。

隻不過，這種“飲鴆止渴”的方式，雖暫時緩和了政局，卻在無形中再次加劇了社會矛盾，導致益州土著更加肆無忌憚，進而加速了蜀漢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