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氏兄弟通過解讀經文，指“河洛”為地理方冊，有其重要意義，其意義至少表現在圖書學、易學、儒學三個方麵。

圖書學方麵，除還原“河洛”的真實麵目，還以此批評後世流傳的先天圖、後天圖，以及依附於“河洛”的各種圖式與解釋。 辨明“河洛”，是黃氏兄弟圖書學批評的開啟之端、首重之論，其他批評之觀點、方法，或以此為基，或與之有密切關係。

易學方麵，黃氏兄弟激烈反對聖人作《易》參照“河洛”之說，認為後世流傳的“河洛”圖式及解釋非《易傳》原有之意。 漢以後，很多儒家學者把“河洛”作為《易》之摹本，將“河洛”視為天啟與祥瑞，從神秘、靈異的角度加以闡說。 黃氏兄弟證以本經，援引“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 （《周易·係辭上》）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周易·係辭下》） ，指出“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屬於“仰觀於天”，“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屬於“俯察於地”，是以所謂“河洛”並非神異祥瑞，隻是作《易》的經驗來源之一。 他們極力反駁漢宋以來的兩種主要解釋傾向，其一是針對漢代讖緯之風，指出所謂符瑞，乃怪誕之談，當為後世附會， “當日之所謂怪妄者，猶是漢儒之說，第以龍馬、神龜為不經耳。” （《黃宗羲全集》第9冊，第6頁） “河圖、洛書之說，因漢世習讖緯，遂謂龍馬神龜貢獻符瑞，其事略與兩漢之言禎祥者相似。” （黃宗炎：《圖學辯惑·河圖洛書辯》） 其二，尤為針對以朱熹為代表的“河洛”學說。 黃宗羲指出，《係辭》中僅述及自一至十、奇數合天偶數合地、天地之數，將十個數字賦予方位、配對（一六合、二七合、三八合、四九合、五十合）、五行屬性都是後人所添加演繹；與此相類，天地之數配八卦也不成立，“《河圖》出於宓戲，其時尚無離南、坎北之位，硬以乾南、坤北配之，則更無一合者矣。” （《黃宗羲全集》第9冊，第10頁） 黃宗炎認為，《易傳》中的天地之數表達的隻是奇、偶之數，既未言上下、左右、中等方位，也沒有所謂的生數、成數及五行屬性之說，故構不成證據。 （見黃宗炎：《圖學辯惑·河圖洛書辯》） 根據二人所見，凡是將《係辭》演繹成任何圖式並試圖配以其他要素的做法，都是不能成立的。 總之，黃宗羲、黃宗炎反對在“河洛”為聖人作《易》之前提的觀念下，根據《周易》經傳中的若幹文句與八卦、五行、方位等綜合並反推出所謂的“河洛”圖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