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之說，初極簡單，然而屢經學者闡述，致其文獻繁雜、真偽交織。黃氏兄弟力排眾說，首先明確有關“河洛”的可征可用的文獻範圍。黃宗羲認為，儒家經書中僅《尚書》《周易》《論語》和《禮記》四種言及“河洛”，其中直接涉及“河圖”“洛書”的僅《易傳》一種，即雲“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周易·係辭上》）。此為“河洛”文獻出處與討論的核心來源，也是“河洛”問題提出與爭訟的發端；基於《尚書》的記載，黃氏兄弟論證“河洛”原本，作為其說的重要支撐；《禮記》在他們看來，乃漢人所作，不足為憑。

確定以經書為本，對二人而言具有多方麵的意義：一者出於堅定執著的儒家價值信仰，欲在亂世之中以孔子與六經作為撥亂反正、重塑文化信念的根本；二者經書確為被普遍信奉的曆史記載，是厘清“河洛”問題本原最為關鍵可靠的原始文獻，由此研判經書與其他眾說，在儒學係統內達到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效果；三者，黃氏兄弟對傳統學術思想史有著強烈的批判意識，六經在他們看來是孔子刪定、無可非議之聖學，後世增列之經難以媲美，附於“河洛”之上的漢之讖緯、宋人演繹和明儒因襲之舉皆遭摒棄。黃宗羲斥責九流百家竄入《周易》致使《易》之本意反晦，宋代圖書之學穿鑿附會，不合聖經，並“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見朱鑄禹校，第219頁）。回歸六經，在儒家內部既是經常被用以批評異說的論辯之法，也是建立和形成共識的有效途徑，黃宗羲、黃宗炎的“河洛”學說之所以在清初以至很長時間內獲得認可，與此有莫大關係，同時也是明末遺民從孔子與六經入手重建民族文化信念和個體精神價值的普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