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年間，“京城富民劉保衡開酒場，負官曲錢百餘萬，三司遣吏督之，保衡賣產以償”，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這位劉保衡本是有錢人，隻因誤入開封城的酒行，欠下官府百餘萬，最後被官府逼著將家產全賣了來還賬。元豐年間，因開封城的酒戶們長期虧損，實在還不上欠朝廷的“舊曲錢及倍罰錢”，宋神宗隻好下詔將還款的最後期限延長半年。

麵對沉重的酒曲攤派，開封城的正店酒戶們要想掙到錢，隻有一條路可以走，那就是走高檔路線提升所釀之酒的品位——開封城最具消費力的人群，是由皇室、貴族、官僚及其家屬組成的食稅群體。隻有滿足了這些人的需求，正店酒戶們才能活下來。

於是，在宋人張能臣的《酒名記》中，開封城正店酒樓所釀之酒的取名風格普遍是這樣的：豐樂樓眉壽、和旨，忻樂樓仙醪，和樂樓瓊漿，遇仙樓玉液，玉樓玉醖，鐵薛樓瑤醹，仁和樓瓊漿，高陽店流霞、清風樓玉髓，會仙樓玉醑，八仙樓仙醪，時樓碧光，班樓瓊波，潘樓瓊液，千春樓仙醪，……正店酒樓普遍給酒取這種風格的名稱，顯然是以文雅的食稅群體為主要目標用戶。

活躍於宋神宗時代的京官蘇頌，在給子孫的家訓中講的“孫賜號”故事，也頗能說明這一點。孫賜號是當時開封城極有名的酒樓老板，在宋代史料中又被寫作“孫四皓”或“孫思皓”。據蘇頌說，孫賜號的發跡經過是這樣的：

孫賜號本行酒家博士，誠實不欺，主人愛之，假以百千，使為腳店。……其貨漸侈大，乃置圖畫於壁間，列書史於幾案，為雅戲之具，皆不凡。人競趨之。久之，遂開正店，建樓，漸傾中都。

宋《文會圖》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