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就“衣帶詔”這件事來說，筆者認為《後漢書》作為史料的參考價值不比上《三國誌》。要知道，司馬光的治史態度之嚴謹是世所公知的，其組織編纂《資治通鑒》的目的，就是要寫出一部對治國平天下具有深度借鑒意義的“帝王之書”。因此後世學者普遍認為，從對真實性的追求這個角度來講，《資治通鑒》在傳統史書中已經做到了極致。

而在選擇“衣帶詔”的相關史料時，司馬光摒棄了《後漢書》之說，而取與《三國誌》相似的措辭，其對“衣帶詔”真實性的態度由此可知。《三國誌》《資治通鑒》以含混不清的用字所表達的，其實就是認為所謂“衣帶詔”，是董承自己“炮製”的，與獻帝無關。

上圖_ 《三國誌》，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

當事人的證據

當然，前文所述的通過對史料用字的推敲，並不足以作為有無“衣帶詔”的決定性證據。那麼，這一事件的當事人有沒有留下什麼蛛絲馬跡，以使我們能夠看清事件的本質呢？

我們知道，這種“衣帶詔”，是不可能留下來的。假設其真的存在，董承等人事泄後，出於自保或保護獻帝的考慮，首先要做的就是銷毀此詔；即便其沒有被董承等銷毀而是搶先被曹操獲得，那麼此詔明顯不利其實施“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策，所以在處理完董承等人後，曹操也是要銷毀這封詔書的。而參與此事的人，除曹操外，均被處死；曹操自己對此事的論斷或說法，自然也不能讓所有人，或者說至少讓那些心念漢室的人服氣。

董承已死，曹操的話又不能信，那麼還有誰的言行可以用來斷定“衣帶詔”的真假——當然有，那就是在這一事件中躲過曹操屠刀的劉備。

上圖_ 曹操（155年－220年），魏武帝

無論是《資治通鑒》裏的“與劉備謀誅曹操”，還是《後漢紀》裏的“承與劉備同謀”，不難看出，劉備是這一事件的一個主要參與者。因此假定真有這麼一個“討曹詔書”，那麼作為“受詔反曹”的骨幹，劉備肯定對詔書的內容一清二楚。

然而翻遍現有史料，在所有和劉備有關的對話、書信、奏表中，尤其是在關於其討賊、伐曹的言論中，竟找不到一絲劉備對詔書內容的引用。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劉皇叔標榜的政治主張和用以積累人望的口號便是滅曹興漢，獻帝給予其討曹的詔書便是最具有利用價值和象征意義的政治資本，如果將其內容公之於天下，一來可彰顯曹操脅迫天子、無人臣之禮的罪惡，二來可號召天下心存漢室的英雄豪傑與其共襄反曹大業，這對於劉備日後的事業可謂百利而無一害。

然而終劉備之一生，他也不曾說過有關詔書內容的隻言片語，這就很難令人信服地認為獻帝的“衣帶詔”是真有其物。

上圖_ 劉備（161年－2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