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董承稱接受獻帝密詔，與種輯、吳碩、王服、劉備等人密謀誅殺曹操，事敗，除劉備之外，其餘皆被曹操處死。這件震動當時漢朝朝野的大事，是漢末三國曆史走向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曹操借此一舉鏟除了漢廷中幾乎所有的反對派，從而完成了對大漢話語權的掌控，成為名副其實的漢帝國“代言人”；而長期蟄伏於曹操羽翼之下的劉備則據徐州反曹，由此正式與曹氏集團決裂，並拉開了曹劉兩家幾十年“決鬥史”的序幕。

然而，對於這樣一個十分重要的曆史事件，各路史家在敘述時卻產生了相當的分歧。而分歧的焦點，就在於漢獻帝究竟有沒有授予過董承等人討曹的“衣帶詔”。因此，關於“衣帶詔”的真偽，一直都充滿了爭議。那麼，“衣帶詔”事件的真實性究竟如何？那封所謂的“討曹詔書”，究竟存不存在呢？

上圖_ 劉協（181年4月2日—234年4月21日），即漢獻帝

史書用字的推敲

我們先來看正史在談及這一事件時的描述：

“（建安）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種輯受密詔誅曹操。”（《後漢書•獻帝紀》）

“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 （《三國誌·蜀書·先主傳》）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資治通鑒》卷六十三）

可以看出，《後漢書》在記載此事時的用字十分肯定，“受密詔”三字直接點明董承等人接到了漢獻帝要求誅殺曹操的密詔。然而，在《三國誌》和《資治通鑒》中，作者下筆卻顯得有些含混不清。前者一個“辭”，後者一個“稱”，都表示董承隻是自己聲明得到過討曹密詔，但其是否是由獻帝授予則未作論斷。

上圖_ 董承（？～200年），字號不詳，冀州河間人（今河北省獻縣）人

我們知道，史學家在作史時，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客觀、寫實地還原史事。受其所處時代、輿論和政治形勢的影響，即便是再秉筆直書的人，其作品也難免會被打上鮮明的“環境烙印”。

《後漢書》成書於南朝宋時期，而南朝宋的統治者恰恰以漢室後裔自居。南朝宋時有一部著名的筆記小說《世說新語》，其中就滿是對曹氏集團及曹氏父子的各種明譏暗諷，著名的“七步成詩”便出自於此。在這種大的輿論氛圍下，《後漢書》所持立場也就可想而知：曹操受封魏公、魏王，無論是程序還是事實進程上，都有來自獻帝明確的廷議、策命和詔令。

但範曄在《後漢書》中均記載為 “（操）自立為魏公”“自進號為魏王”。很明顯，範曄就是要用這樣的表述，來抨擊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做法，貶損曹魏政權的合法性。而在成書早於《後漢書》的《後漢紀》（東晉袁宏著）中，便表達了和範曄完全不同的意思：

“五年春正月壬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謀殺曹操，發覺，伏誅。初，承與劉備同謀，未發而備出。”（《後漢紀》卷二十九）

上圖_ 《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曆史的紀傳體史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