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後來劉備自立為漢中王時，雖然提到“（臣）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遊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三國誌·蜀書·先主傳》），但卻沒有提到“衣帶詔”。

要知道，如果真有獻帝所賜的“衣帶詔”，這便等同於得到皇帝的授權，是實實在在的“奉辭伐罪”，不但可以極大地削弱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效應，更能夠彰顯自己反曹行動的合乎天理人情。

然而即便如此，劉備在最需要這道“衣帶詔”的時候，卻沒有任何表示（連說個假話聲稱自己得到過也沒有），“衣帶詔”的真實與否可見一斑。

上圖_ 董卓（？－192年5月22日），字仲穎

客觀環境是否允許

從當時的客觀環境來說，獻帝確有一定的除曹動機。建安五年時，漢獻帝已經19歲，早就不是當年被董卓把玩在手心裏的那個小孩。麵對曹操的擅權，心智已經逐漸成熟的獻帝肯定是不滿的。而在獻帝的身邊，也聚集著一批類似董承、劉備這樣的反曹分子，他們或心係漢室，或不滿大權獨歸曹操，都有欲和曹操“鬥一鬥”的想法。

而且考慮到當時袁紹占據青、幽、冀、並四州，韓遂、馬騰占據涼州，劉表占據荊州，劉璋占據益州，孫策占據江東，袁術占據淮南，曹操的勢力還沒有到後來那種“此誠不可與之爭鋒”的程度，所以這在客觀上也可能給獻帝反曹注入一針強心劑。

上圖_ 袁紹（？－202年6月28日），字本初

但是，獻帝並不是個像高貴鄉公曹髦那樣的愣頭青。《後漢書·獻帝紀》記載：“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複朝請。”可見，麵對怒氣衝天的皇帝及環列於殿宇間的虎賁衛士，即便是曹操也會汗流浹背。

如果獻帝就此命武士直接擒殺曹操，又有何難？但是，在擒殺曹操後，這個局麵怎麼收拾，就太難太難了。憑當時獻帝的力量，不可能直接接管曹操的地盤，曹氏舊將勢必會推舉出一位曹氏繼承人，進而舉兵反叛；而當京城出現權力真空時，四方諸侯也必定蠢蠢欲動，難保不出現像李傕、郭汜那樣直接帶兵入京、繼續挾持漢獻帝當傀儡的人。

上圖_ 李傕（？—1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