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等等表明，包括古蜀人在內的生活在華夏大地不同區域的中華先民，雖然處於生產力極不發達的社會發展階段，他們仍以頑強堅韌和勤奮好學的精神，秉持友好交往和互通有無的態度，積極探索和借鑒不同區域的文明成果，以不斷提升和實現自己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而三星堆不同祭祀坑出土的神樹、頂尊跪坐人像、大量龍形器物及其紋飾等，則反映巴蜀先人在族類認同、宗教禮儀，以及對於天地自然的認識等方麵，與華夏其他地區人群雖有區別，卻又有頗多相似之處。這無疑確鑿說明，三星堆遺址所屬的古蜀文明，作為華夏文明的璀璨明珠，既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文化多樣性的生動演繹。

這次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的整體發掘，采用跨學科聯合的科技手段，對近200個出土樣品進行碳14測年，解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於祭祀坑埋藏年代的爭議。除5號坑和6號坑年代稍晚之外，3號坑、4號坑、7號坑、8號坑的埋藏年代基本一致，測年數據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為商代晚期，距今約3200年至3000年，而這批器物埋藏之前製作、使用、供奉的年代自然更為久遠。這不論是對準確考訂古代巴蜀文明及曆史，還是對中國古代曆史文化傳播路徑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作為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偉大考古發現之一，三星堆遺址是一個擁有青銅器、城市建築、文字符號和大型禮儀設施的燦爛古代文明彙聚地。它昭示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古蜀文明既有自己悠久而獨立的始源，又受到中華文明不同地域文化，乃至東方文明不同區域文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三星堆文化的青銅鑄造技術和玉石工藝，就是中原夏商文化與蜀文化交往交流、互補互融的產物。不過，古蜀人在文化的互通融彙中又有自己的獨到創造，如在接受中原禮器、酒器等鑄造技藝的同時，又生產出自身獨特造型的祭祀神器，在一定程度上堪稱具有鮮明個性特色的文化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