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遺址大量令人讚歎的豐富文物及祭祀坑多層累積的年代測定，還為如何看待和解讀蜀國古史傳說提供了新的參照坐標。西晉文學家左思著《蜀都賦》雲：“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以為門，包玉壘而為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東晉史學家常璩的《華陽國誌·蜀誌》曰：“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顓頊；封其支庶於蜀，世為侯伯。曆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對於諸如此類的蜀國古史傳說描述，盡管並非孤證，後者還見於《大戴禮記·帝係》《山海經·海內經》等典籍，但由於缺乏並無從進行確鑿的考訂，過去史學家多半持審慎接受態度。

三星堆考古表明，許多古史傳說並非空穴來風，而往往是有一定史實背景的。《大戴禮記·帝係》《史記·夏本紀》均稱，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這就是說，夏王與蜀王均為顓頊的後代，因而夏文化與蜀文化自應有一定的關聯。有趣的是，三星堆發現的陶盉和玉璋，與位於洛陽東部偃師境內的夏文化遺址二裏頭考古發掘出的盉和玉璋，存在明顯彼此交流影響的痕跡。而依據《大戴禮記·帝係》《史記·楚世家》，包括楚先世在內的所謂祝融八姓也出自顓頊，巴蜀與荊楚之間也不乏聯係。這個傳說不僅已有若幹古文字材料可作參證，也在近些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發掘中可見明顯痕跡。三星堆出土的一些青銅容器，顯然與湖南、湖北的同類出土品在形製上有淵源；而湖南長沙征集的楚公戈，年代是西周晚期，卻富有蜀戈的特色，蜀、楚關係可見一斑。

三星堆考古及探源工程，正在為我們掀開中華先民篳路藍縷、互學互鑒的神秘麵紗，展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砥礪同行的演進曆程。這是對曆史的尋根，也是對今天的啟示和未來的展望。中華先民自強不息的開拓精神，激勵我們在民族複興的偉大征程中書寫更加精彩的曆史華章。

（作者：錢念孫，係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研究中心、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安徽省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