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考古傳來捷報，在以往發掘取得豐碩成果的基礎上，此次祭祀區發掘麵積1834平方米，新發現的6座坑出土編號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對完整的文物3155件。大量新出土文物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澄清以往古代巴蜀研究的一些迷失，也進一步勾勒了中華先民早年突破地理疆域限製，在多民族交流融合中開拓前行的壯闊曆史畫卷。

相對於中原廣袤平原，巴蜀偏於一隅，向來以山高水遠著稱。李白曾以“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名句描述巴蜀偏僻險阻的狀況。過去學術界流行的看法是，諸如四川這樣的巴蜀地區，文化多半是封閉的，與中原文化沒有什麼實質聯係。如顧頡剛的《古代巴蜀與中原的關係說及其批判》一文就認為：“當時的蜀國本和中原沒有什麼關係，直到春秋戰國間才同秦國起了交涉……不幸曆代人士為秦漢的大一統思想所陶冶，認為古代也是一模一樣的，終不肯說這一塊土地上的文化在古代獨立發展，偏要設法把它和中原的曆史混同攪和起來，於是處處勉強拍合，成為一大堆亂絲。”

三星堆大規模考古發現證明，自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少是晚期之末起，巴蜀地區與中原間就打破隔絕，開始往來交流，有時還是比較暢通的頻繁交流。且不說1986年出於三星堆1、2號祭祀坑的商代青銅容器，從本次發掘出土的若幹新器物即可看出，巴蜀地區與國內其他地區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關係。3號坑、8號坑發現的銅尊、銅罍、銅瓿等，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銅器；3號坑、4號坑發現的玉琮，與甘肅、青海地區齊家文化的玉琮有明顯的淵源關係；3號坑、7號坑、8號坑發現的有領玉璧、玉璋、玉戈等，在河南、陝西、山東以及廣大的華南地區都有同類器物存在；各坑大量發現的諸多金器，則與半月形地帶古已有之的金器形製及使用傳統有頗多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