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商朝末年，泰伯、仲雍建勾吳之國，蘇州始現雛形。至春秋時，伍子胥興建闔閭大城（姑蘇城），為吳王伐楚之便，主持開鑿了一條東經荊溪通太湖，西注蕪湖入長江的運河，名為胥河。胥河是有史可載最早的人工運河，但因其地勢西高東低，為漕運帶來了便利的同時，也為下遊的太湖流域帶來了安全隱患——夏季的胥河水位比太湖高出五米有餘，上遊的水陽江、青弋江來水再彙入皖南的山洪，浩浩蕩蕩彙成一股急流，足以在太湖流域泛濫成災。後有民諺雲“高淳東壩倒，北寺塔上漂稻草”，說的就是胥河上遊與太湖的水位落差之大，若是無堤壩攔截，甚至可以淹沒蘇州的報恩寺塔。因此，隨著太湖流域的開拓和蘇州的經濟發展，朝廷開始重視對下遊的保護，考慮在胥河上築壩。

唐景福元年，楊行密部將台濛在胥河上築堰阻水，這五道土壩名為魯陽五堰，也稱胥河五堰。胥河五堰的建成無疑對下遊發揮了保駕護航的作用，卻也對上遊的經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單鍔《吳中水利書》中記載：“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眾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運排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罔紿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荊溪，由荊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也就是說，五堰最終因為阻礙了商人的販運之道，被官商勾結後而廢去，再次給太湖流域的城市帶來了洪澇之災的可能。

五代時期，蘇州歸錢氏吳越國。吳越國承唐之製，設立營田司（即管理農田水利的專門機構），在吳淞江兩岸及澱山湖地區興建圩田，郟僑曾載道：“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堤防、堰閘之製。旁分其支脈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畎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吳越國的做法是在塘、涇上建設塍和埭，使其在旱時不因水位變低而排水，澇時不因水位變高而積水，這一套塘浦圩田體係讓吳越國百年之間大都糧食豐收，已算得相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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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仲淹早在昔年泰州提倡修築捍海堰時就研究過五代時期的水利建設，對於這一趨於成熟的體係在本朝初年被廢棄而感到十分痛心，現在又看到縣誌，頓時勾起了當年的回憶。此時他還不知道，多年以後，他仍然對此事念念不忘，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再次提起：“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複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這是後話。

原來宋初以漕糧、綱運為中心，將營田司視為閑司冗職：“轉運使喬維嶽不究堤岸堰閘之製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範成大《吳郡誌》）太湖之水，古時尚有三江入海，到本朝隻有吳淞江一江。吳淞江作為現今收納數郡之水的太湖排水入海的唯一主幹道，失去了防護體係，大大小小的支流塘浦日漸為泥沙淤塞，泄水不暢，一旦暴雨，頓成洪災。

範仲淹明白，朝廷重治田、輕治水的無非是因為對東南賦稅的需求，賦稅越高，越需要大量的田地，而水利建設又花費太多。朝廷隻想應急，他卻想要根治，如欲朝廷同意疏浚之策，道阻且長，否則蘇州水災斷不至於到今日這步田地。

但他是範仲淹。範仲淹何許人也？自出仕的那一日起，他就沒有想過因一己之私而廢天下之公。

範仲淹獨自去了鄉裏，尋訪當地故老，經過反複探討試驗，證明自己的治水之法確實可行之後，向朝廷上了劄子，希望朝廷能同意自己的主張。意料中地，他得到了負麵反饋——朝中並無多少讚同他的意見，相反卻有台諫因此攻訐於他，朝廷也有意令他徙知明州。單鍔對此亦有記載：“嚐見蘇州之茜涇，昔範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於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鹹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反以為害。”

《清平樂》中的範仲淹 劉鈞飾

範仲淹前番兩度進京又兩度出京，都能寫出“不學爾曹向隅泣”這樣通達樂觀的詩句，如今是為蘇州大計，這點打擊又算得了什麼？他並不氣餒，雖然不在乎自己到底在何處任職，但要他眼看著蘇州水患不退就離開，他做不到。於是，範仲淹針對朝中的質疑和反對，一一據以實情駁之：

有人說：“每日都有潮水滔滔而來，若是（不能排水）反過來灌進吳淞江怎麼辦（日有潮來，水安得下）？”範仲淹則用長江和淮河舉例：“大江長淮都有入海口，每日亦有海潮，但來潮時間少，退潮時間多，所以江淮能彙集天下之水入海（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於海也）。”

有人說：“泥沙是隨著潮水而來，過不了幾年又會淤塞，這豈是人力可以改變的呢（沙因潮至，數年複塞，豈人力之可支）？”範仲淹則提出了自己的規劃：“新開鑿的河渠必設有水閘，平時關閉以阻擋潮水，泥沙就不會淤塞於內河。每年開春清理掉閘外的泥沙，起碼能省一半的事。旱時關閘，蓄內河之水灌溉可解旱災；澇時開閘，排洪泄澇以免水災（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禦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熯涸之災。潦歲則啟之，疏積水之患）。”

還有人責怪他“開畎之力，重勞民力”——這顯然是沒有親臨過實地的空想。範仲淹早在明道二年往江淮賑濟旱蝗之災時，就發現了以工代賑的價值：“一般災害發生之後，都會流行瘟疫。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因為饑荒，百姓缺乏抵抗力而造成的。此時政府用糧食作為獎勵來組織百姓疏浚河道，使百姓不至於餓死，怎麼能說是勞民傷財呢？百姓勞作而生，不是勝於饑餓而死許多嗎（菑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敗，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饑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饑而死，曷為其勞哉。民勤而生，不亦愈於惰而死者乎）！”（這個百試不爽、行之有效的舉措在範仲淹於皇佑二年賑濟杭州春荒時再次奏效，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對此大加稱讚：“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既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生之美澤也。”範仲淹的做法兼顧了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和凱恩斯的宏觀調控理論，並且早了這兩位西方經濟學家近千年，範公智慧著實令人欽佩！）

此外，範仲淹又用明確的數據反駁了“力役之際，大費軍食”的說法，用吳中水田的實際情況反駁了“陂澤之田，動成渺彌，導川而無益”的說法……最終，他打動了江南東路轉運使，懇請朝廷為蘇州留下範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朝廷這才撤回了移調的成命，允許範仲淹繼續施行自己的治水方略。

宋 範仲淹 楷書道服讚卷 局部，故宮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