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料證據：賦斂偏向商賈與士族

據《南史·陳叔寶傳》記載：“後主好詞章，不勤政務，而賦斂之政，多由貴戚所操。”

這段文字表麵上是批評其不問政事，實則透露出重要線索：賦稅征集主要由貴戚控製，征斂對象多為士族與商賈集團，而非普通編戶百姓。

又據《陳書·後主紀》載：“令諸州征賦，不及編戶小民，先商賈而後士流。”

這清楚表明，陳後主在財政上刻意回避對農民的重稅壓力，將征稅重點落在經濟能力更強的商人階層及擁有特權資源的士族之上。

在南朝特權結構複雜、官僚權貴橫行的格局下，這一政策安排雖難以徹底清除特權，但在客觀上起到了“分流賦役矛盾”“緩解基層壓力”的效果。

二、民間未亂，說明政治尚存“基礎溫度”

盡管陳朝亡於北方強敵之攻，但值得注意的是——建康的淪陷，並非因民變、也非因內崩。

據《隋書·陳叔寶傳》記載：“京邑之民，不擾不逃，守市如常，士女在巷，衣飾如故。”

這說明，即便國勢已頹，北軍壓境，建康城內百姓並未陷入惶恐、也無嘩亂、騷動之狀。

同樣，《陳書》記載陳亡當日：“台城陷，宮中尚鳴樂，宮人安坐，朝士猶談笑，民亦無喧。”

如此安定之景，與北方王朝滅亡時動輒“城空人逃、闔門哀號”之亂象大異其趣，說明陳後主雖未能禦敵，卻維持了社會基本秩序，尤其是對民生的底線維護未失守。

三、“不仁政”非“暴政”，未踐踏生民之命

從帝王德政的角度看，陳後主固非聖明之君。其治下冗員叢生，寵信近臣，政務鬆弛，終致國滅。但在治民層麵，他並未走向“竭澤而漁”“酷政壓榨”之路。

沒有史書記載其發動大規模土木徭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