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這個分工明確的現代社會中，文科似乎變成了一個越來越尷尬的存在。大學的學科建製以及管理體係的日漸精密，使得談論人文精神越來越不合時宜，而數字化的考核標準也經常使得那些有誌於學術的師生們在表格和課題、報銷之間疲於奔命。當我們想恢複人文精神本身的魅力和號召力時，卻往往屈從於瑣碎與枯燥的現實。文、史、哲似乎失去了曾經的意義與光輝，而成為了皓首窮經式的短飣之學。當文科失去了引領和啟迪的價值取向，在更多元的價值和選擇之間反思自己往昔的“傲慢”，我們又能對寄托了對真理的驕傲求索的“文科”，有哪些新的期待呢？

而與之一起變得“邊緣”的，還有知識分子們經常掛在口頭上的“人文精神”。長篇小說的作用，很輕易地就被自媒體上的一篇特稿所代替，看一部兩個小時的電影，不如去抖音搜索“五分鍾給你講完XXX”的短視頻。分工越來越精細的社會分工以及視聽徹底被媒體占據的娛樂工業，已經習慣讓別人代替我們來思考，為我們提供現成的意見。如果我們的大學教育不再承擔起人文精神的“重負”，不再思考那些沉重而理想主義的命題，我們會活得更輕鬆嗎？

《“廢除文科學部”的衝擊》作者：[日] 吉見俊哉 譯者： 王京 、 史歌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2年8月

《“廢除文科學部”的衝擊》是日本社會學家吉田俊哉為以上問題所做出的答辯詞。跳出了“有用”與“沒用”的二分法以及文理分科之間思維的對立，吉田俊哉嚐試從大學的源頭，解釋文科的不可或缺性。而在他看來，文科的意義在於找到在商品社會日漸消逝的“博雅”的傳統。在這種傳統裏，人的價值不在於分工和社會的需求，而在於一種通過知識與思考才能獲得的普遍性。已經成為現代公共生活重要原則的批判精神、對不同價值尺度的尊重，以及推己及人的反思能力，其實恰恰是被淘汰的人文精神的重要遺產。

撰文丨王升遠

大學的危機

就個人經驗而言，高考招生谘詢工作一般包括前線“擺攤”和後方“深談”兩部分。所謂“擺攤”，便是在出分當日，各高校在目標省份的某大學操場抑或會展中心一字排開，擺開陣仗，高分考生及其家長在諸多名校的熱情競逐中盡情享受自己為期一周的人生高光時刻，而平日裏自視甚高的大學此時也隻能放下身段，淪為被選擇對象，任人品評；所謂“深談”，則是將目標考生邀至各自後方的營地（為考生便利計，各高校往往被安排在同一賓館），一對一深入交流、輔導，當然，同檔友校間自然也少不了一番刀光劍影的競逐。在這樓上樓下短兵相接的比較-被比較、審視-被審視之間，無論是否願意麵對，當下中國大學的境遇、專業的冷暖都會以一種極端得令人尷尬、意外之形式呈現在你麵前，大學中人所全心捍衛者，在招生市場上時而不免也會遭受赤裸裸的冷遇抑或蔑視，不過或許在高校畢業生招聘市場上，那種衝擊實感會來得更為真切。高考招生、大學招聘的趨勢，既是一個國家經濟、產業、社會發展的晴雨表，又折射出了社會對大學專業的普遍認知狀況，表裏、因果盡在其中。

紀錄片《高考》。

具體到招生策略，近年來，除了各校的王牌專業有幸在招生目錄上“擁有姓名”，而那些就業前景不被看好的專業隻能混跡在各類“試驗班”的名目之中，管見所及，基礎學科和傳統工科便是其中的常客。在分數上距離王牌專業（學科實力和就業前景雙重意義上）略有差距的考生和家長對此藏“拙”操作中的奧妙也大多心領神會，畢竟報考是一門關於性價比的學問。招生搏殺時，我們常常從考生那裏聽到競爭對手直擊靈魂的殺手鐧——“學XX專業有什麼用？”無論是否靠譜，此言可謂一語拿捏了家長的死穴，畢竟在他們看來，就業意義上的“有用”幾乎便是決策中的決定性因素。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基礎學科和傳統工科不受待見似乎已是一種市場與時代的選擇。2020年出台實施的“強基計劃”自然是管理部門意識到這一趨勢後采取的積極幹預措施，但在其背麵正是基礎學科、傳統學科不再是被社會普遍認同的優先項。

我想，吉見俊哉的《“廢除文科學部”的衝擊》（以下簡稱《衝擊》）近來對中文讀書界形成的衝擊，或許可以理解為某種超越國界、物傷其類的共鳴感，或者說，痛感。在這本討論“文科危機”的著作中，作者直言，“實際上這一‘危機’所威脅的不僅僅限於文科。倒不如說，恰恰是這一‘大學危機’，超越了文科和理科的鴻溝，它才成為日本大學需要直麵的現實。”或許，將此言中的“日本”置換為當下的中國甚至美國、法國、德國，都似無不妥。直麵“廢除文科學部”的危機對中國而言或許為時略早，然而以“文科危機”為表征的全球大學的普遍問題實則卻為各國所共有，無論是此刻抑或未來。我生於八十年代，那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度是社會的普遍共識；2000年前後，新世紀將是“生物學的世紀”也被人津津樂道，而今理化生卻似乎都隻能被包裝在“自然科學試驗班”中艱難求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願景亦不等同於實情。在這個意義上，文科的落寞恐怕隻是“先退為敬”而已，大學的危機將是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人們不得不直麵的問題，而《衝擊》作為域外經驗對於當下學界的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

有用與無用

《衝擊》中所臚列的大學生存環境問題（全球化、高齡少子化、人才競爭戰）乃至“國立大學改革方案”之因應，對我們而言都似曾相識。從“理科有用、文科無用”的社會認知、文理科競爭性經費的失衡，到文科省指導下的大學改革、競爭原則的引入、周期性學科評估、研究生擴招、教育管理部門對人才培養的強調、對組織調整和功能分化的凸顯、對“創新”服務社會經濟的期許，莫不盡然。這一時移-世易-備變的應對策略背後則是不由分說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進化論邏輯。其結果是，文科從業者們“在日益窘迫的環境中，也更容易采取防禦性的態度，不求發展，隻求守住自己的領地。”在“創新”成為衡量大學國際競爭力水平和資源配置依據的時代，文科的相形見絀、不合時宜似乎無可申辯。

吉見俊哉，1957年出生於東京都。著名社會學家，東京大學教授、副校長。研究領域為都市論、文化社會學。代表性著作有：《博覽會的政治學》（中公新書）、《媒體時代的文化社會學》（新曜社）、《媒體文化論》（有斐閣）、《世博會幻想一一戰後政治的束縛》（築摩新書）、《親美與反美——戰後日本在政治上的無意識》（岩波新書）、《何謂大學》（岩波新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