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並不能證明：東吳將領所統之兵，就一定是私兵或家部曲。便觀東吳諸將所領之兵，幾乎都是“授”與“領”的形式，即經由孫氏“授兵”後，諸將方有“領兵”之權。如徐盛，“孫權統事，以為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再如步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又如周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東吳將領的領兵權既然來自孫氏，便意味著他們所領之兵屬於“官兵”。還需要注意的是，孫氏所授之兵的數量，如“五百”“一千”“二千”等，本質上是指官兵名額，而非實際授予的士兵數量。將領得了“指標”，就能光明正大地招募士兵。級別越高的將領，領兵數量越高，能招募的士兵也就更多。而從軍職來看，別部司馬、部曲督是授領兵的標準級別，如呂蒙、淩統以及黃蓋、韓當等人，皆曾拜別部司馬，始領五百士兵。至於校尉、都尉、中郎將、偏將軍以及封侯者，則是較高級別的將領，一般可被授予一千、二千、三千乃至五千的名額。不過，因為“最終解釋權”在孫氏手上，所以將領實際帶兵的數量，未必會嚴格符合這個“指標”。

孫策入會稽征討山賊時，董襲斬賊首黃龍羅、周勃，因而被拜為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須知，孫氏一直鼓勵麾下將領征討山越，董襲討賊有功，在斬殺賊首後，得俘虜數千，這才被“授兵數千”。赤壁之戰前夕，孫權令周瑜、程普領三萬水軍，與劉備並力抗曹，這顯然遠遠超出了周、程二將能夠統領兵馬的數量。可見在應對重大戰役時，孫權往往會為心腹將領增兵。但這畢竟是一種臨時性質的權宜之計，不能一概而論。

有超出規格的，自然也有不足的。據《三國誌·甘寧傳》記載：“（孫權）遂授寧兵……時手下有數百兵，並所新得，僅滿千人。”甘寧領兵時，麾下士兵僅數百名，後來得了新兵才滿員。眾所周知，甘寧是益州豪強出身，其反叛劉璋、轉投劉表時，是擁有私兵部曲的。不難看出，東吳將領所統之兵（即在孫氏授兵名額之內的所有士兵），是有 “官兵”與“私兵”區別的。

影視劇中的甘寧。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前者是將領在背靠江東政權的前提下，通過征討山越、敵軍而獲得的俘虜、降卒，後經孫氏允許，被正式“分配”給將領，名義上屬於官方。但因為將領自費養兵，所以“官兵”也逐漸有了私兵屬性，進而被默認為是可以傳給子弟的。成當、宋定、徐顧三將死後，孫權欲令呂蒙兼並三將之兵。然而，呂蒙卻固辭不受，雲“子弟雖小，不可廢也”。盡管，將領死後，其所領之兵被分給他人的例子已有不少；但在呂蒙的堅持下，孫權最終作罷，默認了成當、宋定、徐顧三將所領之兵應由其子弟統領。

反觀“私兵”，則是完全屬於將領個人，他們可以被編入到正式軍隊中，也能夠以相對自由的身份在外活動。將領需要錢養兵，便可令家部曲、私兵在外經商，賺取外快。東吳中後期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經商之風盛行，這便為日後的東晉南朝官員提供了良好的從商土壤（詳見“自詡清貴不凡的魏晉名士，為何會放下身段積極從商”）。

基於此，將帥所領之兵主要是“官兵”還是“私兵”，就成了判斷其麾下軍隊是否滿足“世襲”特點的一項重要依據。

誠然，自孫堅崛起之初，有不少宗室率領部曲前來投奔。但孫策、孫權統事時，的確極少見豪強帶領私人武裝參與其中。關於孫吳政權的士兵來源，曆史學者高敏先生認為其“大都來源於招募”。如孫策攻取江東期間，招募了“劉繇、笮融（劉勳）等故鄉部曲（或舊部）”，得以迅速壯大。孫權初統事時，“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於是他鼓勵麾下將領征討山越，並以實際戰績作為授兵與加官的評判標準。是以，孫權及其麾下將領之兵也“更多是來源於被征服的山越人”，據曆史學者何茲全先生估算，這個數字約在13萬人以上。及至東吳中後期，軍隊中山越或叛民占72%，召募占12%，收編占12%，豪強部曲約占4%。以將領而言，除了甘寧等極少數將領外，如魯肅、呂岱、全琮、蔣欽、徐盛乃至是吳（郡）會（稽）大族出身的虞翻、朱桓、陸遜，皆無“私兵相從”的記載，亦可證他們非私有武裝起家。

當然，稱東吳將領麾下沒有一個私兵，也是不可能的。更恰當的說法是，在江東政權草創之初，吳將所領之兵的主要來源，就是通過征討山越以及軍事擄掠而來，其中大部分得到了孫權承認，貫以“官兵”之名，剩下一部分則以“私兵”“家部曲”的身份收為己用。故川勝義雄將孫吳政權（早期）概括為“武人領主製色彩極為濃厚的純軍事政權”是頗有見地的，隻是這“領主”二字，仍有待商榷。

孫氏與淮泗武將、流寓士人畢竟都是外來戶，在江東未有根基。而為了站穩腳跟，孫氏也不得不與本地大族合作，曆史學者田餘慶先生稱之為“江東化的道路”。及至建安末、黃武初，“江東化”基本達成，孫氏也擁有了立國之基礎，這才建立起了一個孫氏與江東大族共治的孫吳政權，即曆史學者唐長孺先生指出的以“孫氏為首的若幹宗族聯盟”。在此基礎上，具有封建色彩的世係領兵逐漸成為常製，東吳將領才能算是真正的“武人領主”，他們所領之兵的“私兵屬性”也遠勝往昔。

經濟補充：複客製與奉邑製

在世襲領兵成為常製之前，武將多出自淮泗武將與流寓人士，這顯然是孫氏鞏固自身地位的有力保障之一。但不可否認的是，老一輩如程普、韓當，中間一代如周瑜、呂岱，年輕一輩如呂蒙、潘璋等人，皆非本地望族，缺少家族財力的支持。這便意味著，老中青三代將領想要獨立養兵，是遠遠不夠的。對孫策、孫權而言，這些被統稱為“淮泗集團”的武將們，其政治立場與孫氏保持一致，是後者必須拉攏的目標。所以，孫氏必須要對他們實施一些經濟上的優待。於是乎，複客製與奉邑製便應運而生了。

影視劇中，孫權封陸遜為都督。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所謂“複客”，通俗來說，就是“免去賦稅、雜役的勞動人口”。其數量少則50家，多則600家。作為一種賞賜，這些“複客”納稅與服役的對象，則由官府轉變為了被賞賜者。這樣一來，“複客”就成了將領的“私兵”，為主人源源不斷地創造經濟價值。與之類似的還有“複田”，“複”即“免除”之意，將領所擁有的“複田”產生的價值，也不用向官府交稅。

至於“奉邑”，則是專門供養“領兵”的食邑。領兵的將領兼任地方郡守，還能任命奉邑內長官來收取賦稅。如周瑜被拜為偏將軍後，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為奉邑”，那麼下雋四縣的縣長均可由周瑜委任。又如徐盛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為奉邑”。值此期間，將領即可享有其奉邑內的經濟產出用來養兵，可謂“所在皆食其賦”。

同樣是經濟上的優待，複客製與奉邑製又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奉邑現象較為普遍。雖說不是每個領兵的將領都擁有封邑，但領兵多者與功勞大者的確更容易擁有它；與之相比，“複客”便相對少見了。將領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戰績，才可能被賜予“複客”。僅《三國誌·吳書》中所見，也不過周瑜、程普、呂蒙、蔣欽、潘璋、陳表等寥寥幾人；盡管有一些“複客”可能未見史書記載，但仍能證明其來之不易。若非如此，淮泗武將就更容易擁有較大規模的私兵、家部曲，進而建立起一個個地方性豪族；可事實證明，東吳中後期時的地方大族，仍極少見到江北、江西人士。

其次，奉邑並不是某一個將領的私人封邑，它們都在駐兵當地，專門為“官兵”提供軍費。如周瑜病逝後，其麾下“士眾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由魯肅代領；魯肅之後，呂蒙又代其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這個不僅說明了“世襲領兵”在東吳草創之初並非常製，亦足見奉邑隻是用來補貼“官兵”軍費的，而非為將領個人服務。

反觀“複客”，卻是專門為將領服務；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呂蒙在世時享有六百餘複客（因襲取南陽郡、擊敗關羽而立下奇功），其他幾人幾乎都是在去世後獲得複客待遇。這裏提到的“複客”，顯然是孫氏對有突出功勞將領的優待，用以確保其家族（遺孤）的日常開銷。上文所述朱桓、陳表為了養兵“傾家蕩產”，孫權、孫登父子曾給予過一定的經濟補償，這與“複客”的本質一樣，隻是賞賜的形式不同罷了。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陳表。其父陳武在合肥之戰犧牲後，孫權下令給陳表“複客二百家”，用來維係生活。不料，陳表卻散盡家財養士，導致“妻子露立”，並無持家之道。

影視劇中，孫權封賞將士。來源/電視劇《三國》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