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    語

由於社會結構的變化和財政經費的支絀，為了獲得巨大財利，宋朝對工商稅收極為重視，可以說並未奉行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真正造成國家財政困窘和貧富兩極分化的“禍首”是公卿大夫和形勢之家的權貴，而非兼並之家。如果說宋朝還有一些與商業相關的內容，那麼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強調國家控製工商業的重要性，希冀由官府經營商業，從而攫取最大化的利潤，核心理念是官營壟斷為主、私營為輔；二是隻停留在士大夫的奏議和觀念中，並未反映在國家政策上；三是雖然宋代政府以損有餘補不足、平糴、輕重、斂散等理論對兼並之家有所抑製，但與漢唐“賤商人”的政策有本質不同。

宋朝雖在經濟領域、產權轉讓方麵奉行“不抑兼並”的政策，但對於包括兼並之家在內的兼並者始終奉行抑製政策，這是很耐人尋味的現象。這既是出於重農、穩定地主製經濟基礎的考慮，更是由於唐中葉開始推行“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的兩稅法之後，國家與土地所有者之間財產效益分享和經營博弈使然。

以大農、商賈為主體的兼並之家在宋代社會流動大潮中崛起，其中的優秀子弟通過科舉進入“貴”的層級，他們也會通過買官或充當國家在鄉村管理的代言人（即享受職役特權的部分富戶），而與官府發生千絲萬縷關係；但絕大多數人的身份依然是庶民，並未進入“貴”的行列。兼並之家與公卿大夫、形勢之家在政治等級上有嚴格區分，但是他們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在社會流動相當頻繁的宋代，商人、大農通過科舉仕進或與品官之家聯姻，可以進入“貴”的階層，而公卿大夫、形勢之家的不肖子孫也會因破敗家業淪入社會下層，這些現象在宋代文獻中俯拾即是。在以官為尊為主要特征的中國古代，對兼並之家所代表的富民之政治地位，不宜作過高估計。

作者 | 李華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