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劍橋中國秦漢史》有提及比起焚書，秦朝儒學教材損失更多是因為戰亂。焚書實際損失未有想像中之多除了是因為從伏生成功藏書於壁一事便可知秦朝的執法力度有限外，還因為秦代的博士都積極參與教學，比如而《禮記》中的《經解》、《學記》等篇章就是在秦朝完成的作品。

“殘暴”是一個非常主觀的概念，在不同階級、角度都能有不同的定義。在六國沒落的貴族看來，他們失去社會特權，從不勞而獲到自食其力，那麼對於他們來說秦政必然是邪惡殘暴的；但在關中農民看，秦政解放生產力，使關中農業富庶，那麼秦政未必然是惡貫滿盈。在階級社會中，人們會歌頌反壓迫的英雄行為，但我們也不能忽視陳勝吳廣的揭竿起義並非傳統意義的農民起義。它更像秦統一戰爭後的一種延續形式，除了因為陳勝本身就不是農民，他的口號“大楚興”更不是為了解放農民。本質上他自立為王後，社會還是回到六國鼎立的情況，所以要說揭竿起義是反暴政的體現，倒不如說是分裂政權到皇權專製的一個過渡階段。因為漢朝學者耳儒目染之下，大家對秦朝“暴政”之名都深信不疑，但實際上當中難免有被誇大的成份。秦政中不免有野蠻與殘忍性，但仍有一定的必要性與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