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青銅冶煉技術的發展、長足發展，及至“壟斷”，有了“殷”的“小名”的商，演變或說“進化”成具有強烈擴張性的崇尚、迷信武力的“帝國”，其最高統治者，稱“帝”，是為華夏大地上的第一個“帝國”；照筆者看，也是這片土地上唯一“名符其實”的“帝國”——以力服人、不行“教化”、強者為尊、開疆拓土、極權獨裁……到“帝武丁”（武丁大帝）中後期，這個高度崇尚“巫鬼”的強悍帝國，抵達了“洪水猛獸”式的“頂峰”！隨即，偉大的殷商帝國，就走上了內憂外患的下坡路。

“帝武丁”之後幾代“帝”，不管怎樣努力，都被本質還是奴隸製的社會構架和愈演愈烈的抽象而黑暗的巫鬼文化局限在“死循環”中，直到一個弱小、不起眼、“偏安一隅”的農業部族“周”，富於極大開創性地倡導起“以德教化”的“王道”，被帝國陰影籠罩得窒息的華夏大地，才迎來真正的“人文曙光”！

最終，周，溫順的農業部族，以小博大地戰勝了殷商帝國的末世君主（帝辛、紂），並乘著其實很僥幸的軍事勝利，把溫暖平和的“以德教化”，最及時鋪展開，在相當廣泛的地域，迅速構成“行王道”的政治條件，其君主，以“王”自稱；中華民族從此迎來了“王道教化”時代。周朝，也就成為了這片土地上第一個“王者之朝”即“王朝”。

（三）皇帝們的“王朝”

自“周”而始，我們正式進入了“王朝”的曆史。

周王朝建立之初，除了“以德教化”的根本國家理念，在治政上，還因勢利導地推出了“封使建之”的統治理念，並借重戰勝強悍“殷商帝”的餘威，幹脆利落地在短時期內大體落實，形成“封建”為基底的“分封製”國家聯盟。

不同於夏朝的“政治聯合體”，周朝的“分封製”，充滿了意識形態的引導、灌輸，並以之為根基，確立了三個方麵的“根本法則”：

其一，確立完備（不是“完美”）的、適合農業生產的基本社會倫理，即“宗法”。

其二，確立“王”也就是“周天子”的絕對統治權威，最突出體現，就是那至今還耳熟能詳的十六個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其三，確立了以“人”為基礎和“最主體”的意識形態尊崇邏輯或說“信仰鏈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這“三大招”，奠定了後麵近三千年的“王道”基礎，直到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也還是毫不改樣兒地尊崇並理論上“奉行”著！

不過，周王朝本身，真正的“王道”，卻隻延續了二百多年，就是自公元前十一世紀中葉到公元前八世紀前頁、被史家稱為“西周”的時代；之後，原本很可能隻是作為“臨時應對”卻被後世“諸王”視作不可動搖“法則”的分封製，由於多重原因，顯出“問題”，並愈演愈烈，華夏大地陷入長達五個半世紀的政治割裂和軍事角逐（春秋、戰國），終於在公元前三、四世紀交迭之際，達到“不可逆”的“極值”，引發空前規模的殘酷戰爭，最終由武力強悍的諸侯國“秦”，以純粹武力方式，徹底終結了綿延八百多年的“分封製”，形成政治上完全“大一統”的“後封建”國家。

新生的、統一的“秦帝國”君主嬴政，為使自己區別於之前“三代”（夏、商、周，被習慣稱“三代”、“上三代”）君主，彰顯其在華夏大地上創建的前所未有的“定於一”的政治大格局的偉績，集傳說中“三皇五帝”稱謂，自稱“皇帝”；又因其為“皇帝”之“始”，更自稱“始皇帝”，開創了一係列不同於以往的治政策略、方式，並為不重蹈周朝覆轍，曾一度很傾向於“廢王道”，但很快因方方麵麵現時困難以及“秦”在“人文”方麵的“短板”（有人說“秦文化”是“華夏文化之根”，很不敢苟同）再加單純武力的“統一”所遺留的諸多“安全問題”，一定程度改變了策略或說對“王道”做出了“妥協”。

其以後長達四百多年的漢朝，則在秦的製度基礎上，更加注重意識形態的建設和發展，並基本上是以“周”為模板，即所謂“秦製周禮”相結合，在時長很可觀的幾個階段，“王道複歸”，並為後世建立起屬於“大一統”的“皇帝”的“王道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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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後來，改朝換代，曆朝曆代統治者，不管真的假的，都標榜“行王道”，也都堅定地稱“皇帝”。由於生產力不斷發展的曆史必然，曆朝曆代皇帝們的“王道”，大多偏離了周朝的“初始版”，以德教化，也因為不斷被賦予各式各樣更加有利於統治階層的延伸、變革、具象化、程式化，而逐漸走樣，從最初的“解放人性”、正向推動的先進，陷入禁錮人性、阻滯發展的“逆向”。

自周而始，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八大朝）以及間隙中的眾多“局部”政權，按咱們國家曆史研究的習慣，都可稱“王朝”；但真正在“初始含義”上完全符合的，可以說沒有；相對接近或在一些時段接近的，大抵也就是漢朝、唐朝、宋朝，其餘朝代，都是“走樣兒”為主。這麼論起來的話，依筆者淺見，隻說哪哪“朝”就可以了，不用非戴上那個“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