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東漢滅亡的開端，大家第一反應便是黃巾之亂，這大約與膾炙人口的小說《三國演義》第一章便是黃巾軍起事有著很大關係。某種程度上說，黃巾之亂打破了“黨錮之禍”對豪強士大夫的禁錮，也讓他們借著平亂的名義地方上把私人武裝合法化，的確與東漢的覆亡有著頗大的關係。

但黃巾軍對東漢王朝造成的破壞與威脅本身，卻遠比不上這期間發生在涼州地區的大規模變亂。那麼，這次涼州大亂的來龍去脈究竟是怎樣的？

羌戰中成長起來的涼州強軍

東漢建立沒多久，就與西北邊境羌人部族爆發衝突，名將馬援曾以平定羌人知名。隨後，邊境的漢羌衝突又持續百餘年，幾乎伴隨整個東漢王朝一並存續。史書時常把這種衝突歸咎於邊境官員的個人道德品質，但這顯然過於淺層化了。一方麵，遷徙的羌人和在河西走廊、隴西等地屯墾的漢人麵對有限的資源，為了生存空間難免互相爭奪；另一方麵，被派到這些地方的許多漢朝官吏無論對羌人還是漢人移民都極盡壓榨之能事，不但不能調和，反而進一步激化了各方矛盾。到漢朝中後期，這種衝突已經演變成大規模戰爭。

公元107年是漢羌戰爭升級的關鍵之年，漢朝征發西羌部落去西域戍守，後者選擇紛紛逃亡，逃亡途中還把河西走廊的州郡搶掠一空。漢朝派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帶著號稱五萬人的大軍討伐西羌部落，依然失利。漢朝不得不從西域撤退，西域都護府從此成為曆史名詞（後來東漢再度經營西域時隻有“長史府”）。雙方時戰時和，到公元141年，與羌人作戰近三十年的漢軍宿將馬賢陣亡，羌人的勢力愈發不可收拾。到漢桓帝統治後期，“涼州三明”登上漢羌戰爭的舞台。在他們恩威並施的努力下，羌人的大規模叛亂終於告一段落。

張奐、皇甫規、段熲（jiǒng）三位漢軍邊帥的表字裏都有個“明”字，傳統史書因此把他們並稱為“涼州三明”。然而，他們對羌人的政策完全不同。張奐和皇甫規主撫，在招降羌人之後讓他們的部落散居在漢人之中，強製他們適應農耕生活，同化他們。段熲則是“無條件投降”學說的信奉者，主張招降的羌人應該無條件聽從漢廷安置，對不服的徹底剿滅。

皇甫規畫像。來源/顧沅 《古聖賢像傳略》

從實際操作和效果來看，投降張奐、皇甫規的羌人整體上是以部落為單位被安置。如果附近的漢人駐屯軍足夠強大，或者漢廷給羌人的財政支持足夠多，這些羌人部落的確能被逐漸消化，隻是成本比較高昂。遺憾的是，漢桓帝時代的財政一直處在危機邊緣，通貨膨脹嚴重，漢桓帝為了彌補財政虧空不得不大舉賣官。後世劉毅諷刺晉武帝賣官時曾說：“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可見桓靈二帝賣官鬻爵的錢更多是用來填補中央政府財政的巨大黑洞。

因此，哪種方式處理羌人問題更合適，在實際操作中更取決於漢朝財政。而張奐、皇甫規的羌人政策的代價，是當時財政無法負擔的。事實上，張奐、皇甫規把東羌的主要大小部落幾乎都收降了一遍，但最後幾乎再次反叛，羌人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張奐和皇甫規政策的不可行。

段熲殺人如麻，但絕非張奐和司馬光描繪的種族滅絕者形象。他的軍隊中有大量忠於漢朝的精銳羌人雇傭軍，如“湟中義從”，核心就是羌族人。段熲要真是一個種族滅絕者，怎麼可能有大批精銳羌人武士誓死效忠？段熲最後一次擊破東羌時，斬殺一萬九千人，仍帶了一萬多戰俘到洛陽獻俘，說明隻要願意及時投降，基本是有生路的。段熲的政策更接近於要求羌人無條件投降後接受收編。在段熲對羌政策的框架下，羌人要麼作為編戶齊民接受漢朝統治，要麼在對抗中被殺或被俘成為奴隸。這個政策當然過於粗暴，但這是在漢財政困難的情況下直接有效的策略了。幾年戰爭後，幾乎所有反抗漢朝的羌人或死或降，困擾漢朝上百年的羌人問題暫時完全平靜下去。段熲對羌人的巨大勝利也讓剛死去的劉誌獲得了一美諡：桓帝。（“辟土服遠曰桓，克敬動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

後世對段熲的評價可謂兩極分化，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認為：“禦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蜂起而為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為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加上段熲和十常侍中的王甫等人關係不錯，段熲在部分史書上成了一個為了戰功無比嗜殺的種族滅絕者。而以《後漢書》作者範曄為代表的史學家，大約因為當時南北朝並立、異族勢力強大，選擇支持段熲而反對張奐，盛讚。在筆者看來，段熲作為一個將帥在完成軍事任務、實現治標的問題上是優秀的，至於東漢邊境政策上的缺陷，根子在朝廷，不是他一個前線將領所能決定的。

紀錄片中北戍的漢朝軍隊。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截圖

段熲平定了東羌和西羌的主要敵對部落，此時他留下的主要軍事遺產之一便是在平叛時建立起的一支身經百戰的強軍。段熲最後一次出兵平定東羌的戰爭中，中央雖然給了數十億經費，但隻給了他數千中央軍的士兵，其他萬餘人都是涼州本地駐屯兵和囚犯，包括精銳的“湟中義從”，也由包括羌人在內的各族雇傭軍。等他凱旋時，兵力多達“秦胡步騎五萬餘”，其中絕大部分是涼州本地的漢人和忠於漢的羌人。漢朝依靠這支力量平定了羌人部落，如果這些人有朝一日成為敵人，必然比羌人部落更難對付。

比黃巾軍更難纏的涼州叛軍

段熲因為對羌人的勝利而官拜侍中，不久又升遷為執金吾、河南尹，最終兩度成為三公之一的太尉。官至太尉的段熲很快會發現，洛陽城內的爾虞我詐比起之前在塞外追殺羌人數千裏的酣暢淋漓，簡直太可怕了。作為西漢西域都護段會宗的後代，段熲熲身居三公，卻因為自己涼州人的出身無法融入朝堂。當時的東漢朝廷，隨著察舉製度的盛行，官僚的選拔權逐漸被經濟和文化上更占優勢的關東豪族所把持。

習慣快意恩仇的段熲做出另一種選擇：和關東豪族士大夫的死敵宦官集團結盟。然而，關東士大夫在朝堂上的勢力相當強大，段熲依附的大宦官王甫不久被酷吏陽球虐殺，段熲受牽連下獄後也在獄中飲鴆自殺，昔日威震西土的名將就這麼稀裏糊塗地死在洛陽獄中。

理論上，要想維持一支戰鬥力強勁的邊境大軍對中央政權的效忠並不難：提供良好的升遷渠道和優厚的待遇，讓這些精銳軍人的社會地位和財富至少和戰鬥力相匹配。但正如反叛羌人部落的剿撫問題一樣，邊境精銳部隊的待遇本質上是一個財政問題。當中央朝廷無力在社會地位和財富上滿足精銳邊兵，這些有著強大戰鬥力的群體往往會成為社會的亂源，最典型的是北魏六鎮大叛亂或者明末東江軍的登萊之亂。

北魏六鎮的地理位置。來源/央視《百家講壇·國史通鑒》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