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缺陷，無疑會影響到黃氏兄弟的“河洛”解釋與批評效果。他們的“河洛”之說背後有著更為宏觀的學術思想和社會曆史批評方麵的追求，然據其“河洛”考證與解釋是無法完全實現的，更何況他們的考證麵臨不可逾越的文獻缺失，其考釋也總被批評的意見、態度所牽係，遮蔽了所批評對象學說的客觀實際、合理之處。

“河洛”之說興起於兩漢，黃氏兄弟對漢代“河洛”之說持徹底否定的態度。 漢武帝時期，儒學獲得官方主流地位，《周易》漸成首經，孔子成為至聖，加之“一字萬言”的煩瑣注經學風和符命盛行，學者們圍繞經典和文獻記載的“河圖”“洛書”解說甚多，發揮更是不少。 在緯書大事敷陳之下，漢代“河洛”文獻漸至豐盈，甚至脫穎而出，一度與《易》相配而立。 黃氏兄弟肯定漢人去古未遠，流風猶存，訓詁有信，但批評其“又不幸而為稗緯所混淆，大道淪於草莽” （黃宗炎：《周易尋門餘論》卷上） 。黃氏批評固有一番道理，但漢唐圖書之說卻不可一概否定。盡管漢代文獻在後世丟失、禁毀甚多，仍然可以勾勒出漢唐學者或文獻中的“河圖”“洛書”麵貌，諸如來源、出世方式、地點、時間、頻率、篇數、文本形態、字數、內容、性質、地位以及與《周易》的關係等。 漢唐學者於經書未盡處增以己見，是政治與經學發展之必然，對後世而言已經成為精神曆史之實在，自有其價值意義。但在黃氏兄弟和批評者看來，漢唐之於宋人的影響，是誤導；宋人對漢唐的繼承，則是誤信。 這是因為，他們對漢代“河洛”資料的全麵掌握、客觀敘述、準確解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對“河洛”學說的緣起、原因、增益層次、價值意義等等缺乏足夠探討，從而對漢代圖書發展的曆史、功能、意義的認識流於簡單化、表麵化，存在理解偏差，遮蔽了漢唐圖書文獻背後具有的政治哲學、文化傳播學、文獻學、文本學等方麵的學術史意義和理論思想內涵，進而在他們的理解中帶有門派、門戶之見，儒學思想上趨向保守，而文化上越發狹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