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麗堂皇的雅宅文化

在明代，侈麗浮糜之事又怎會局限於衣、食方麵，在住宅一事上亦有所體現。江南縉紳士大夫“窮極土木”，就以蘇州府城為例，在當時不足二十平方公裏之地上，卻有園林八十，可謂棋布星陳。當然地皮總有用盡的一天，當蘇州府城再也塞不上一座園林時，士大夫們隻好改道而行，把消費觸覺投放在家俱、字畫上

在範濂《雲間據目抄》中便有提及“以椐木不足貴，凡床櫥幾棹，皆用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這些貴巧的名木家俱動輒萬錢，可謂靡之極也。除了對家俱有所追求，士大夫亦重視書房中陳設布置更加重視，即裝飾品——字畫。雖則字畫並不實用，可以說是“一趨脆薄”，但觀賞時有來的視覺愉悅，以及同儕的欽佩也是奢競中很重要的元素指標。比如謝肇淛的“小草齋”中便收藏了大量宋版手抄書，而在《味水軒日記》中，李日華也曾多次記載了自己收購書畫的記錄，以飾其房之事。明人之所以如此重視住宅裝飾，很大程度是因為文人常雅集，除了在私家園林吟詩填詞，也在在書房中賦歌作畫，所以一個典雅的創作環境可以說是必不可少的。雖說很多時候不少士大夫都是附庸風雅，但不可否認書畫古董也是競奢中重要的一環。

排場浮誇的車輿文化

明初朱元璋曾嚴禁一般官員坐轎，但這種禁令多淪為紙老虎。官紳熱衷轎子，隻因為坐轎出巡時排軍鳴鑼喝道，仆人們前呼後擁，而平民百姓們隻得在路旁磕頭謝罪。這種威風的滿足感使不少中央官員外出視察時都向地方強行“索轎”，地方官員自是不敢怠慢，但苦於人手不足，隻好讓百姓充當轎伕。更甚者，告老還鄉時也會要求途經的地方給他大轎伺候，以突出衣錦還鄉的聲勢。比如在嘉靖時期，南京太仆寺卿王某升光祿寺卿赴任時就要求八抬大轎三乘，四抬大轎四乘。前後僱用了三百四十個扛夫和轎伕，從南京到北京就花費了差銀千兩，派頭十足。

袁宏道就曾以“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新，口極世間之談”歸納明代眾生，這也不無道理。從衣、食、住、行我們都能夠找到士大夫們競奢的痕跡，前期激烈無比，針鋒相對，但到後期我們往往都可以找到“雅鬥”的影子。

可以得知，我們難以用“奢”一字便概括了明朝的炫富性消費，因為不是越貴越好。很多時候，我們都忽視了“雅”的這個元素，因為“雅”總是與“奢”相悖，但正是在明朝，矛盾的兩者相生相融，造就了明朝獨一無二的競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