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窯器物之所以細致精美，在於有朝廷埋單，可以不計工本、力求完美。但南宋官窯最明顯的特點絕不是做工，而是器型。根據窯址出土瓷片經修複後的作品來看，日用品不是主流，更多的是仿古時銅器、玉器等禮器而製成的瓷器。較為典型的有官窯青瓷簋式爐，其形製仿商周青銅簋式樣，不過到了宋代，這類器物的功用不再是商周時期用來盛食物的工具，而是演變為香爐的樣式，主要作為禮器使用；同樣情況的還有官窯鼎式爐，先秦時期，鼎不僅僅是用來烹煮食物，也是放在宗廟裏祭祀用的一種禮器，對“崇古”的宋人來說，鼎也可以作為供香的香爐；官窯觚更是給人一種古物新生的既視感，作為盛行於商周時期的酒器，觚在宋代已經是十分遙遠的存在，但南宋官窯卻用另一種方式讓它重現人間，不再以青銅鑄造，而是釉色粉青、胎骨灰黑的瓷觚。不知千年前的孔夫子看見這一瓷觚，會不會也有“觚不觚”之歎。此外，仿古青銅器而製的作品還有官窯樽式爐、鬲式爐、琮式瓶等等，甚至可以說南宋官窯的瓷製古禮器不僅是宋代複古之風最直接的反映，也是中國瓷器史上具有劃時代標誌的創造。

官窯青瓷簋，南宋，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所以，為什麼南宋官窯裏會出現這麼多仿古青銅禮器或古玉禮器的器型？很大程度取決於時代背景。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國曆朝皇家向來注重祭祀，一年之中祭天、祭地、祭社稷、祭郊壇、祭宗廟等大型祭祀是少不了的，此外還有各種中、小祭祀活動，宋代也不例外。古時候的禮器主要以青銅、玉為材質製作，陶瓷主要還是製作生活用品，即使到瓷業已非常發達的北宋，依然是日用品瓷器占主導地位。在北宋亡國之君宋徽宗的影響下，宋朝皇室也興起複古之風，宋徽宗個人對瓷的青睞讓瓷器地位迅速提升，加上這位“青銅”皇帝在宮中收藏了大量古董禮器並編撰成書，這些客觀因素都極大解決了官窯燒製仿古禮器時的技術難題，也是其他民窯不具備的條件。

官窯青瓷弦紋貫耳壺，南宋，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但真正讓瓷製品登上國之禮器尊位的，是一場國難。靖康之變，北宋覆亡，宮中禮器多佚失。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康王趙構即帝位於應天府，改年號為建炎，成為南宋第一個皇帝，即宋高宗。南渡後宋高宗自然需要把皇家的麵子重新撐起來。建炎二年（1128），尚未擺脫亡國危機的宋高宗剛到揚州就設立郊壇開始祭祀，但當時大家都是逃難而來，哪有禮器舉行祭祀？於是高宗向還滯留在汴京的官員發出號召，讓他們南渡時帶著禮器，可見當時宋室禮器匱乏。不料第二年金兵繼續南犯，高宗倉皇南逃，那些好不容易從汴梁帶出來的禮器又在途中“盡皆散失”。所以南宋從建立之時起，皇室就麵臨缺禮器的困境，加上偏安江南，國力未實，要想使祭祀延續，就不得不權變。南宋地方誌《鹹淳臨安誌·郊廟》有段關鍵的記載：

設祭器九千二百有五，鹵簿萬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應用銅玉者，權以陶木，鹵簿應用文繡者，皆以纈代之。

意思說得很明白，祭祀是國家大事，規格不能偏廢，隻是所用禮器本應用銅、玉製成，當下沒有這個條件，咱就先用陶瓷、木頭製作的替代。帝王出駕時儀仗隊的旗幟本來應該用華麗且珍貴的文繡布料製作，現在也因陋就簡，用有花紋的絲織品替代也成。

麵對如此海量的祭器需求，自然得設窯場進行燒製，起初南宋朝廷采用的是“官搭民窯”的方法，與地方大窯合作，先後在紹興府餘姚縣、平江府等地的窯場下單，令他們燒製宮廷祭器。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餘姚和平江的窯場也算得上是南宋官窯的前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已在寧波慈溪市的低嶺頭發現“餘姚官窯”窯址，此地南宋時屬於紹興府餘姚縣的，很可能就是當時為宮裏燒製禮器的窯場。到紹興十三年（1143）後，由於宋高宗對餘姚縣和平江府兩地所生產的祭器始終不滿，索性決定自己辦窯場，專款專用，於是先後設立了真正意義上的官窯——修內司官窯和郊壇下官窯。這兩個窯口因是皇家專設，燒製標準、規格也比較高，從這裏出來的祭器也總算得到了宋高宗的認可。此後兩座官窯始終為宋廷承擔著燒造禮器以及其他陳設器、生活用瓷的使命，直到南宋滅亡。

盡管存世量稀少，但官窯位列五大名窯的顯赫地位始終無法撼動。因為正是自南宋官窯始，瓷器不再隻是用於飲食的餐具、茶具或是陳設、把玩的生活用品，而一躍成為國家正式典禮所用的祭器。這些造型古典的器物最初為宮廷廟堂采用，後來向中下層社會普及，深刻影響了世俗日常生活，這種瓷器複古風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依然很常見。可以說，南宋官窯的設立，讓瓷器的禮器功能開始彰顯，開辟了新路線，盡管這背後藏著一段山河破碎風飄絮的血淚史，但它們對社會及後世造成的深遠影響，也足以讓其在眾多名窯裏獨樹一幟。

作者 | 周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