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戰國時期，除了從《尚書》的《堯典》《皋陶謨》《禹貢》等篇、《大戴禮記》的《帝係》《五帝德》等篇，以及《春秋》使用王曆以強調正統和一統的做法，可以看到其“大一統”的思想體係之外，書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周禮》，其編纂的內容、結構和體例也透露出“大一統”的思想體係，就連鄒衍的大九州論中也包含著“大一統”思想要素。在諸子的著述中，也可以看到“大一統”思想觀念，如《孟子•梁惠王上》記載梁惠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回答說：“定於一。”王又問：“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說：“不嗜殺者能一之。” [7]71這裏的“一”就是“統一”。馮友蘭在其《中國哲學簡史》中說這段話清楚地表現了時代的願望。

對於戰國時期“大一統”觀念形成的原因，一般的解釋是人民苦於戰爭和各國以鄰為壑等災難而迫切希望統一。我以為這隻說對了一個方麵，但並未觸及問題的本質。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是社會轉型時期，處於由“宗子貴族社會”轉向“地主官僚社會”，其中在戰國時期，戰國七雄等國都屬於主權獨立的國家，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這樣的互動關係來說，我們很難說戰國時期的“大一統”思想是從戰國時獨立而紛爭的諸國現實直接產生的。實際上，春秋戰國時的“大一統”思想淵源於夏商西周時的“一統”思想，而夏商西周時期的“一統”思想又是以這一時期的“複合製王朝國家形態結構”這樣的現實為基礎的。

三 夏商西周複合製國家形態結構與“大一統”思想

關於夏商西周三代國家形態結構，以往的觀點有兩種：一種觀點認為夏商西周是“統一的中央集權製國家” [ 8-9]。這種觀點雖然方便解釋戰國時“大一統”思想的曆史淵源，但其“統一的中央集權製國家說”本身卻脫離了曆史的真實。夏商西周時期的諸侯邦國與後世郡縣製下的行政機構或行政級別不同，不是一類：（1）夏商西周三代各個諸侯邦國的國君是世襲的，秦漢郡縣行政長官卻是任免的；（2）有一些夏商西周王朝的屬邦是夏朝商朝周朝之前即已存在的邦國，在夏商西周時這些屬邦與夏王商王周王有隸屬或從屬關係，可以受夏王的調遣和支配，但並非像秦漢以來從中央到地方一級轄一級的權力機構；（3）它們臣服或服屬於夏商西周王朝，隻是使得該邦國的主權變得不完整，主權不能完全獨立，但它們作為邦國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內的“國中之國”。夏王商王周王對諸侯邦國的支配是間接性的，而秦漢以來的郡縣製則依據行政級別從中央到地方是一元化的直接支配。因此，如果把夏商西周王朝定性為與秦漢王朝差不多一樣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顯然不符合曆史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