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宏曾經出版過《最早的中國》和《何以中國》，在此之前，已有多部書名冠以“中國”的著作出版，比如許倬雲的《說中國》、葛兆光的《宅茲中國》、李零的《我們的中國》，許宏提到，有學者據此認為這些作品顯現出了一種整體焦慮，關於“中國是怎麼來的”和“中國向何處去”的整體焦慮。許宏認為考古工作者和曆史寫作者，正在前代人工作的基礎上，努力去探尋這個問題的答案，並彙合在一起，共同向公眾講述中國故事。 

近年來許宏開始從田野考古學者向“沙發考古學者”轉變，“甚至向楊老師靠攏，希望成為非虛構作家”，但是許宏自陳囿於研究局限，他的書寫缺乏楊照在作品中體現的貫通感。他認可楊照作品中提及的對方法論的思考，在創作麵向公眾的閱讀作品時，不應該滿足於標準答案式的思考方式，而要幫助讀者建立批判性思維。

這也是楊照寫作通史的初衷，他希望在教科書搭建的骨架之上，填上“有血有肉”的內容。受錢穆《國史大綱》影響，楊照認為講通史時需要講解曆史為何發生，曆史最重要的變化發生於何處，講解不能囿於單一的製度史或者經濟史，需要更為靈活。

考古學是一門怎樣的學問：實證的學問？闡釋的學問？

考古學被稱為“文科中的理工科”，講究思辨和邏輯，但許宏認為考古學也需要想象力。

“這些古代遺存能夠留下來的已經非常少了——無論是人為的破壞，還是自然的破壞。能夠進入我們考古人的‘法眼’進行科學發掘的就更少了。我們發掘之後要對材料進行梳理，不可能機械地把所有挖出的東西都展現給公眾，得告訴大家什麼是最有用的。”

許宏表示，“沒有想象力的話，你根本沒辦法用零星破碎的資料拚合出最大限度接近史實的圖景。而且我們隻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曆史真實，根本不可能了解它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