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毛喜選擇的是“息兵避禍”，勸陳頊按文帝舊命回藩鎮——或許劉師知不至驚懼，朝局雖不穩，卻有緩衝餘地。韓子高與到仲舉也不必惶惶如喪家之犬，更不會有“逼反華皎”的禍根。那樣的陳朝，雖不算太平，卻可能繼續維持“幼主-權臣”共治之局。

但毛喜不是那樣的人。他是一個精於判斷局勢，卻也深知“權力真空最危險”的現實主義者。他對“海內未平、外寇臨境”的憂慮是真誠的，但他在“誰該承擔國運”的判斷上，卻把賭注押在了陳頊身上。

這種選擇，並非忠奸之間的問題，而是政治信仰的問題。但代價，是一個少主之死，是一個王朝名義上“父死子繼”的格局徹底被打破，是陳朝從“文帝盛治”滑向“宣帝專政”的重要轉折。

五、史家的隱喻與後人之歎

《南史》《陳書》對毛喜多有褒揚，尤其在他後來的政績、清廉與諫言上多所稱道。但唯獨在“勸留陳頊”這一事件上，眾史家語焉不詳，輕描淡寫，卻不敢回避其後果。這本身，就透露了曆史書寫者的糾結與審慎。

而今人讀史，若隻讀其忠勤，不究其全局，便失卻曆史真正的教益。

毛喜在南陳政變中的角色，既非忠奸黑白所能概括，更非一言以蔽之。他是南朝士人群體中“以忠為名、以謀求安邦為實”的代表人物。但也正因為他“太急於求穩”，太相信“強者主政”，才將南陳引入一個無法回頭的政變與暴力循環。

他是點燃南陳權力風暴的火種，也是陳廢帝悲劇命運的開篇人。

第二節：政局崩裂的鏈式反應——從劉師知到華皎

毛喜一番話之後，朝局發生了快速惡化：

劉師知、到仲舉等舊臣企圖恢複原計劃，以“太後偽詔”請陳頊出宮，實為自保；

毛喜進言揭破其計，導致劉、到被處死，開了陳頊清洗文帝舊臣的第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