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在“以文馭武“的原則下，文臣參與治軍的幹預作用仍然是有限的。當時文官在軍事行動中隻能扮演輔助性角色，譬如供應糧餉、安撫百姓等，跟軍事行動和指揮其實並無直接關係。雖說太祖在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時，曾一度下令由參知政事趙倡言為都部署，藉此打壓製當地武將氣焰。盡管趙倡言為都部署一事為以後文官大臣出任要府，並兼管駐軍一職的濫觴，但必須指出的是宋初兩朝地方文臣一般對駐軍並無幹預權。比如開寶四年，給事中劉載權與建武節度使何繼筠不協時，因被何繼筠“訴於上“，而被黜載為山南東道行軍司馬；亦有知貝州柳開因“坐與監軍忿爭”，因而被貶。這些都說明當時武將地位在下降的趨勢，但仍然擁有文臣無法幹預的獨立帶兵權。

宋代武官地位低這個觀感其實是相對於文官擁有過份優越的地位而來，所以武將作為統治階級一員，本身不能說受到歧視。比如在水滸傳中，魯智深作為一個基層軍官，在鎮關西麵前也是可以作威作福的，更不用提那儼然就是地方霸主的張都監。就是說，宋代武官雖然地位不如文官，但過得還是不錯的。去到南宋，因為外有女真勢力虎視眈眈，內則蜂起造反之事，朝不保夕的趙宋皇室為了激勵將士安內攘外，更放棄了“崇文抑武”的家法，著手提高武者地位，可見武者地位在兩宋間還是起起落落的。

雖然太祖的開國國策有不少為人詬病之處，軍事積弱、戰事敗多勝少就是最好的證據，但是正因為太祖力倡文教，才使宋朝脫離了前朝士風敗壞的局麵，更打開了文治盛世。文學家蘇軾、歐陽修，理學家陸九淵、周敦頤的出現還是得感謝宋朝推崇文人的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