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認為，戴澤長期跟隨徐悲鴻，是徐悲鴻教育體係最重要的擁護者和參與者，在他早期的作品中都能看到這樣的特點。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管理教育學院、中法學院副院長、博導趙力教授認為，“徐悲鴻雖然強調寫實主義，但他對中西方文化的體會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戴澤先生早期的水彩畫、水墨作品，都是反映了他對中國水墨的繪畫理念和方法並不陌生，也反映了一種融合性。通過對西方繪畫技法的學習，和中國文化的結合，帶有很強的革新意願。”

徐悲鴻倡導的現實主義道路對戴澤的影響深遠。在戴澤看來，真正的現實主義不光是繪畫的追求和理想，而是用來指導人生的，要走到現實當中去，遇到挫折不會氣餒。

《馬車》是戴澤從助教升為講師的最重要的一幅畫，這幅畫也曾得到徐悲鴻的誇讚。“戴先生對人特別好，很能換位思考，他能夠體會到勞動人民的不容易，據他晚年回憶，他在早年創作有這麼一個理念，他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他覺得中國的民族精神和動力，體現在這些頑強的、不服輸的、有黃牛精神的馬車夫身上。”

對哪些作品最為珍視？

“西藏的寫生來之不易”

戴澤八十餘年的藝術曆程，畫過無數的畫，他對自己的作品如數家珍，但最讓他珍視的除了早期作品，和他喜歡的豹子之外，西藏、大連等地的寫生也讓他非常重視。

“西藏的寫生得來不易。”戴澤是1963年被中國美術協會派去西藏創作的，是最早被派去進藏創作的藝術家之一，“當時的西藏不通小汽車，全是坐著騾子和馬上山。如果帶著很多的畫具，根本沒辦法行走，隻能精簡畫具，跟著藏民們走。”據戴澤回憶，吃的東西主要是青稞混著沙子，“為什麼要混沙子？戴先生說，因為高原溫度上不去，沒有沙子，青稞根本煮不熟。沙子導熱好，青稞勉強能熟。”與戴澤同去西藏的還有一位是中央美院著名教授潘世勳，他曾對戴夢回憶說，“我跟你爺爺一起去西藏很害怕，這一路上，他一度人都要沒了。因為長期發燒，找不到醫生，有一次他暈倒了，叫了他半天，最後終於醒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