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此，女藝術家會麵對一個選擇——采用男性的客觀視角，成為“榮譽男性”；或者一開始就宣告自己的女性特質。這不僅是藝術創作的選擇，也是生活的選擇。例如，從展覽中莫德鬆-貝克的作品，能清楚地看到她選擇了第二條道路，並體驗了後果。換句話說，她的選擇可能來自本能的引導，這種本能和創作行為中有自我毀滅的成分——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女人走出相對安全的領域，進入她自己的非法世界。

珂勒惠支，《自畫像》，1889年，鋼筆、毛筆、墨水，31.2x24.2cm

展覽畫冊中有一篇女性藝術家尚塔爾·約菲（ChantalJoffe，生於1969年，是一位在美國出生的英國藝術家）的訪談，其中約菲指出了某些女性藝術家忠於女性特質的本能，不是一種服從或自我邊緣化的行為，而是邁向權力的第一步——一種與男性特質截然不同的權力。但要通過這種途徑獲得與男性同等話語權，就必須認真對待女性主題，包括家庭生活、身體和母性。因為作為一名女性藝術家（或者說任何藝術家），其意義不是要壓製自我和身份的事實，而是將其無情地用做創作的基礎。即使在今天，像翠西·艾敏這樣知名女性藝術家的創作題材依舊頻頻引發公眾震驚和反感。與自我權威的概念背道而馳的是，女性氣質可以被框定為一種義務和責任，這種想法似乎構成了對創作的直接威脅。例如，創作關於母性的藝術，看起來非常像是退出文化舞台，是一種認輸。但其他領域的無數女性卻將平衡工作與家庭的關係視為成功。

珂勒惠支，《抱著死去孩子的女人》，1903年，紙上蝕刻，42.4x48.6cm

然而，藝術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是什麼？如果藝術家也做到了工作與家庭的平衡，是不是將自己束縛在一個不盲目的願景中？如果藝術家的任務是認識到支配人類與真理關係的變化原則，那麼為之服務確實是一種責任。被邊緣化的藝術家也不例外，隻是他們的工作更為艱難。

瑪麗安·韋爾夫金，《雙胞胎》，1909年，紙上蛋彩，27.5x36.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