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梵高才發現自己是一個徹底的傻瓜。他憤憤問烏蘇拉：“在知道我愛上你的情況下，你為什麼居然整整一年都不告訴我？”而烏蘇拉理直氣壯地回答：“你愛上我難道是我的過失？我無非是想與你做個朋友。”

烏蘇拉如此這般的拒絕，對梵高來說是特別沉重的打擊。他非常不喜歡自己的畫商生涯，因為那些購買複製畫片的人都毫無藝術的理解力，隻不過是附庸風雅而已。他在倫敦的生活裏，真正感到幸福的是每天能看到烏蘇拉。他這種兒童般的天性，總是把一切人、一切事都想得非常美好，這使他對烏蘇拉的認識失去了真實性，陷入愛與被愛的錯覺中。所以在被烏蘇拉拒絕之後，他覺得整個世界都變得非常灰暗，鬱鬱愁結。

歐文·斯通用這個“序幕”，拉開了梵高一生的悲劇：他太無邪，把一切人和事都往好裏想，不適合活在這個複雜的社會。他就像一個全部打開的大葵花，裸露在世俗社會的霜風雪雨中。這個世界總是讓他感到非常意外，當然也非常地失望。

梵高麵對烏蘇拉的手足無措，實際上是給全書的一個象征性的基調，預示著他這一生會非常坎坷，像一個孩子，奔跑在起伏不平的未知世界。七年以後，梵高又戀愛了，這事兒發生在這本傳記的第二卷，他愛上的是自己的表姐凱·沃斯。表姐的丈夫死去不久，梵高感覺自己是“能使凱把那個屬於過去的男人忘掉”的不二人選，他“愛凱身上的一切：那緊裹在黑色長裙中的苗條纖細的身材，她到田野上時戴的那頂漂亮的黑色女帽，當她在他跟前彎下腰時他聞見她身上散發出來的肉體的芬芳，當她說話很快時嘴巴蹙起來的樣子，閃動在她深邃的藍眼睛中探詢的一瞥”。

凱與自己的兒子，1879~80

這和他當年愛上烏蘇拉的情形是何等的相似！可是這相似中又有內涵的不同。在這七年裏，梵高曾經到礦區擔任牧師，在幾百米深的礦井下親身體嚐過最底層勞動者的悲苦與絕望。他渴望人間溫暖明亮的那一麵，而表姐凱是一個失去了丈夫的女人，生活的滄桑使她多了幾分沉靜，舉手投足間散發著成熟女性的從容和暖馨，如一輪明月溫柔地滋潤著他。這是七年前的烏蘇拉完全不具備的氣質，

“他現在慶幸烏蘇拉那時沒有愛他。他當時的愛情是何等淺薄，現在又是何等深刻而豐富。要是他和烏蘇拉結了婚，他就永遠不會知道真正愛情的含義。啊，那他也就永遠不能愛凱了！他頭一次認識到，烏蘇拉隻不過是個頭腦空虛的孩子，既不優雅，亦無個性。他痛苦了那麼些年月竟是為了這樣一個小娃娃！而同凱一起過一個鍾頭，勝過與烏蘇拉廝守一輩子”。

梵高對表姐凱的迷戀有一個致命的盲區：凱的成長是優雅的、淑女化的，“她一向著意保護自己的皮膚不受日曬風吹”。就像梵高的媽媽所說：“凱可是生在富貴人家，她一向是養尊處優慣了的。”在表姐凱的眼中，梵高是個始終長不大的野孩子，“當他沉浸在自己對事物的體會之中時，他就失去了自我控製，又恢複了往日那種激動不安、癲狂可笑的舉止。下午那個彬彬有禮的紳士不見了，這個粗野的鄉巴佬使她大為驚駭。她隻覺得他的感情的迸發是那樣缺乏教養，那樣幼稚可笑”。所以，在梵高突然“發狂地把她摟到懷裏”的瞬間，她因為“恐懼和反感”而說不出話來，立刻用“那雙藍得發黑的眼睛冷冷地瞪著他”，斬釘截鐵地說：“不，決不，決不！”

這是女性對梵高關上的第二扇門，這意味著對梵高人生選擇的否定。梵高的家族頗為可觀，他的父親雖不富裕，卻也是體麵的牧師。幾個叔伯中有人是荷蘭海軍司令，也有人掌管著資本雄厚的藝術公司。歐文·斯通在“序幕”中就刻意寫過這樣一段公司夥計的對話：

“他有什麼可發愁的呀？巴黎、柏林、布魯塞爾、海牙和阿姆斯特丹的古比爾分公司，有一半兒是屬於他的伯父溫森特·梵高的哪！老頭子有病，而且沒有親生子女，人人都說他得把產業分一半兒給這個小夥子哩！”

“有的人就是樣樣走運。”

“這才說了一半兒。他的另一位伯父，亨德利克·梵高，擁有布魯塞爾和阿姆斯特丹的大畫店；還有一位叔叔，科尼利厄斯·梵高，是荷蘭最大的商號的經理。啊呀，梵高家在歐洲可稱是首屈一指的經營美術品的大家族哪！有朝一日，咱們隔壁那位紅頭發的朋友，要掌管幾乎全歐洲大陸的藝術哩！”

這“紅頭發的朋友”正是梵高，多麼令人羨慕，前程花團錦繡。他可以文質彬彬，可以衣冠楚楚，可以日進百金，可這個從小就寧願離群獨處的紅發少年，偏偏背離了自己的階層，日益下沉到勞苦大眾之中，在英國最荒涼的礦區拿起了畫筆，走上了孤獨的貧寒之路。他沒有任何收入，靠家人的接濟維生，而且難以讓人看到光明的前景。這樣的男人，怎能不讓表姐“使勁掙脫身子”，趕緊逃開。

馬車與遠處的火車，1890

失戀的捶擊使梵高夜不能眠、輾轉反側，痛切中他直覺地發現，“自己對繪畫的愛遠遠超過了對凱的愛”。這個二十八歲的苦行者做出了新的選擇，去荷蘭西海岸的大城海牙，租下一間畫室，從此專心繪畫。這聽上去自由浪漫，但每一分鍾都饑寒交迫。弟弟提奧每個月寄給他一百法郎，這些錢他大多用來買畫布、買顏料，經常囊空如洗，幾天吃不上一口飯。

他最大的享受，是去底層工人聚集的小酒吧喝一杯，在酸葡萄酒的滋潤中獲得慰藉。正是在小酒吧裏，他遇上了生命中最接近於愛情的女人，她叫克裏斯汀——一個三十二歲的洗衣婦、站街女，有五個說不清父親是誰的孩子，而且還懷著孕。與梵高相遇的時候，她正準備喝一杯，“歇一歇就去拉客”。梵高當晚就跟她回家，第二天醒來，“發現自己已不是隻身一人，朦朧的晨曦中有個和自己一樣的人在身旁，這使世界顯得親切多了。痛苦和孤獨離開了他，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沉的寧靜”。

同是天涯淪落人啊，彼此握住了傷痕累累的手。克裏斯汀開始給梵高當模特兒，給他鋪床、打掃房間、煮咖啡，簡陋的小屋頓時有了家的感覺。克裏斯汀強化了梵高與勞苦大眾的共情，他在商店的櫥窗玻璃上看到了自己：“蓬頭垢麵、無所歸屬、沒人需要、病弱而粗野、被本階級所擯棄的流浪漢。”可他毫不自慚，甚至直接駁斥那些勸他“回歸正道”的“體麵人”：

“像這樣在碼頭、小巷和集市，在候車室以至酒吧間四處奔波，除了藝術家，誰也不會把它當作是什麼愉快的消遣啊！藝術家是寧可到那些有東西可畫的最肮髒的地方去，也不願去出席茶會陪伴可愛的太太小姐的。尋覓繪畫對象，在勞動人民中間生活，到現場去寫生，那時常是辛苦的，甚至是肮髒的工作。商人的舉止穿戴，對於我這樣的人，或是任何一個無須同貴婦富紳交談以便向他們兜售昂貴物品賺錢牟利的人來講，都是不合適的。

“我隻適合在格斯特畫那些在陰暗的礦井中從事開采的挖掘工，就像我一直整天在做的那樣。在那裏，我醜陋的臉、襤褸的衣衫，與周圍的環境十分和諧，而我自己也感到無拘無束，工作得很愉快。要是我穿上華美的外衣，就會使那些我要畫的工人對我持一種畏懼、不信任的態度。我作畫的目的，是要讓人們看到那些值得一看但並非人人都懂的東西。如果有時為了完成我的作品而不得不舍棄上流社會的繁文縟節，這難道就算做得不對嗎？同我所畫的人在一起生活，難道就降低了我自己的品格了嗎？如果我到勞動者和窮人家裏去拜訪，或在自己的畫室接待了他們，難道就是有失身份了嗎？我認為這是我職業的需要。”

這當然不可能是梵高的原話，歐文·斯通在這本傳記中開宗明義：他是以“小說的形式”來寫梵高。這段話自然是歐文·斯通的想象，但絕不是憑空而起。世人敬仰梵高的偉大原創力，讚揚他“吸收了喬治·修拉的點繪技法、日本木刻水印原始的簡潔、象征派對夢境般的圖像的信奉”。然而，在艱難前行的短短一生中，他最真摯的追求是什麼？為什麼他在給弟弟提奧的信中會這樣寫，“當我付出時，我付出我的全部”（WhenIgive，Igivemyself）？

這句話被鐫刻在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的門口，給世人一個巨大的追問：在愛情、繪畫背後，他最虔誠的奉獻都給了誰？歐文·斯通將自己對梵高的深刻理解都寫到了這番話中，他沒有身份焦慮，隻有樸素的情懷，認定“我隻適合在格斯特畫那些在陰暗的礦井中從事開采的挖掘工，就像我一直整天在做的那樣。在那裏，我醜陋的臉、襤褸的衣衫，與周圍的環境十分和諧，而我自己也感到無拘無束，工作得很愉快”。這清晰的選擇，使他對上流社會敬而遠之，與克裏斯汀親密無間。

花園裏的戀人：聖皮埃爾廣場,1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