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寫本時代

西漢人發明了紙張，較為粗糙，經過東漢蔡倫的改良而逐漸得以流行，出現了一段簡帛與紙張混用的時期。東晉桓玄下令廢除竹簡，古代典籍才正式進入紙本時代。紙張成本低廉，書寫容易，攜帶方便，大大促進了圖書文獻的生成、傳播、整理和普及。紙寫本時代的古籍整理，以文獻注釋的成就最高。

兩漢時期的古籍注釋，已經從儒家經典擴展到子書、史書和詩文，如高誘《淮南子注》、王逸《楚辭章句》、應劭《漢書集解音義》等。六朝至唐初，出現了所謂的“四大名注”，即南朝宋裴鬆之《三國誌注》、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南朝梁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唐李善《文選注》。當然，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唐初孔穎達（574—648年）領銜編撰的“五經正義”。

據《新唐書·孔穎達傳》，唐太宗時“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讚’，詔改為‘正義’”。其中《周易正義》16卷，《尚書正義》20卷，《毛詩正義》40卷，《禮記正義》70卷，《春秋左傳正義》36卷，合稱“五經正義”，頒布天下。“五經正義”充分吸收南北經學家的見解，結束了注釋紛爭的局麵，具有集大成的意義。唐代還出現了賈公彥的《周禮義疏》《儀禮義疏》，徐彥的《春秋公羊傳疏》和楊士勳的《春秋穀梁傳疏》。以上“九經”注疏，為唐代文人參加科舉考試提供了權威教材，影響深遠。諸經正義（或稱義疏、疏）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它們既要為經書作注，也要對漢魏六朝人的注釋進行疏解，因而內容翔實，說解透徹，但由於奉行“疏不破注”原則，故往往曲折為說，牽強附會，“功在詳析與整理而創造不多”（汪耀楠《注釋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416頁）。與孔穎達幾乎同時的陸德明（約550—630年），曾經為《周易》《尚書》《毛詩》“三禮”“三傳”《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爾雅》等各自撰寫《音義》，合為《經典釋文》30卷。該書在對14部重要典籍的原文和注釋進行音注時，采擇漢魏六朝音切凡230餘家，兼載諸儒之訓詁，詳列各本之異文，具有重要的古音學、訓詁學、校勘學價值。後人將該書內容拆散，插入“十三經”相應的經文和古注之下，為讀者提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