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昭：哈布瓦赫提出的“集體記憶”概念，將“記憶”從生理性範疇帶入到了社會性範疇。諾拉則將“集體記憶”引入曆史學，通過“記憶之場”的研究提出了“曆史記憶”對民族身份構建的影響。阿斯曼在“集體記憶”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文化記憶”，突出對記憶意義的傳承和以此為基礎的身份認同。

標誌性建築與文化記憶都是曆史與當下交織的產物，標誌性建築既是文化記憶的載體也是文化記憶的內容。一方麵，標誌性建築保存了記憶的物質片段，是文化記憶的具體化形式之一；另一方麵，標誌性建築可以反映建造時代的曆史特征，及其在國家形象和民族身份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信美利：通過文化記憶，人們得以確立自我形象，建立並培養共同的身份和歸屬感。這樣的文化記憶需借助多種媒介，標誌性建築便是其中一種。有些標誌性建築作為曆史事件發生的地點，將有關過去的記憶儲藏下來，在特定時候，記憶會被激發出來並被賦予新的社會和曆史意義。比如一直作為羅馬帝國標誌的鬥獸場，曾兩次遭強震損壞；中世紀之初，其中柱石、雕刻等陸續被教皇和貴族拆去建造府邸及教堂；18世紀中葉，因其曾是早期基督徒殉難“聖地”而被賦予宗教神聖色彩。進入21世紀，教皇可以在此豎立十字架舉行複活節彌撒，意大利政府也可以在此設置巨幅國旗、舉行國慶紀念儀式來喚起民眾的愛國熱情。就此而言，標誌性建築不僅連通過去與當下，還有可能同時具有多重文化記憶屬性。

主持人：正如皮埃爾·諾拉指出，這些文化記憶最終將指向國家與民族的“記憶場所”，這一過程也正是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說的構建“想象的共同體”。這些國家是如何通過標誌性建築來塑造本民族的身份與文化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