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下半葉，曆史人類學興起，以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曆史學家開始研究空間與權力的關係，建築作為空間的構成要素拓展了傳統史學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心態的研究維度。例如，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從中世紀城市的標誌建築鍾樓看到了城市從教會時間向商人時間的曆史轉變，進而解讀出了商人群體對城市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主導。到20世紀80年代，對標誌性建築象征意義的探討構成了史學研究“記憶轉向”的重要部分。標誌性建築作為記憶載體對法國民族身份構建的作用，在法國史學家皮埃爾·諾拉主編的《記憶之場》中得到了充分論述，豐富了史學界對記憶載體多樣性的認識，體現了記憶史研究對象的多元性特點。

主持人：近年來記憶研究方興未艾，從法國史學家莫裏斯·哈布瓦赫到皮埃爾·諾拉，再到德國學者揚·阿斯曼，他們的理論都將建築視作記憶的重要載體或場所。如何理解標誌性建築與文化記憶的關係呢？

胡莉：的確，記憶研究已經在許多人文學科中興起，有關術語甚至擴散到學術之外的政治、社會、文化領域。盡管哈布瓦赫提出的是“集體記憶”理論，諾拉強調個體與集體的記憶，揚·阿斯曼凸顯的是“文化記憶”理論，但他們都指出，某些曆史已經成為記憶，記憶本身多變、易逝，其隻有附著在一些有形或無形的事物上才能延續。

這些事物中就包含了建築，其與紀念碑、墓地、慶典、神話、文本等一樣凝結著某種意義，能夠觸發人們的記憶。就標誌性建築與文化記憶的具體關係，揚·阿斯曼並未專門論述。事實上，文化記憶多以過去發生的重大事件為對象，因此標誌性建築很容易成為文化記憶的媒介，通過發揮坐標功用，幫助文化記憶塑造集體身份認同。可以說，標誌性建築與文化記憶具有天然親近甚至合一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