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學者們如何研究標誌性建築

主持人：上述建築尤其是標誌性建築何時進入史學家的研究視野，對史學研究具有哪些意義呢？

胡莉：在英國，建築史學家起初主要關注標誌性建築在結構、風格、審美等方麵的“標誌性”。19世紀末，他們開始關注“建築科學的哲學史”，試圖尋找建築設計的藝術原則與抽象的人文理念。20世紀上半葉，受到戰爭的影響，英國一些具有紀念意義的曆史建築被摧毀，激發了建築史學家大量撰寫建築曆史並強調其人文意義的積極性。這股潮流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進入90年代，標誌性建築進一步得到史學家的關注，研究重點出現明顯變化，主題集中在紀念、記憶、認同、空間等，研究方法具有多學科屬性，相關成果在近20年不斷增長。其中，帝國戰爭博物館是重點研究對象之一，研究者不僅探究其成立與不斷擴建的緣由，而且還探究其所呈現的戰爭的曆史與記憶的關係，以及建築本身的象征意義與曆史、記憶的關係。對標誌性建築的研究，是記憶理論與史學的文化轉向共同作用的結果，拓展了史學研究領域，促使史學吸納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但也因其近乎文學的、藝術的、過度解構的乃至失真的特點而對史學的求真根本帶來重大挑戰。

呂昭：廣義地說，建築一直存在於史學研究中。有關曆史事件的討論都不免要說明事件發生的地點，因此，建築經常作為事件發生的空間背景出現在史學研究中。此外，在有關政治、經濟和宗教體係的研究中，權力機構所在的建築經常被用來指代權力機構本身，例如凡爾賽宮是舊製度時期絕對王權的標誌。狹義地說，從事建築史、藝術史研究的學者一直將建築本身作為研究對象，考察其建造技術、藝術風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