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現代考古學在仰韶村落下“第一鏟”，中華先民在廣袤華夏大地上披荊斬棘走向文明舞台中央的雄壯曆程，越來越清晰地鋪展開來。

中華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中形成的開放體係。從曆史上的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文明始終在兼收並蓄中曆久彌新。

哲學家馮友蘭在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裏曾寫道：“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

李勇剛解釋道，所謂“亙古亙今，亦新亦舊”，就是說中華文明有變有常，新舊相續，既不是停滯，也不是斷裂，而是在變動不居中延續自身文明的主體性。從滿天星鬥，到月明星稀，“這個轉變本身，也反映了各地早期文化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加深，展現了中華文明的包容吸納能力”。

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彙流，各區域文明繁衍生息、相互影響、攜手前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曆史學部副主任王震中認為，我們對中華文明源頭階段的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態的研究，對於闡明中國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蘊、獨特的精神標識，對於從文明源頭汲取文化自信之力量，對於當代文化建設，都是十分有益的。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為協商民主提供了豐沃的土壤。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張連起表示，中華早期文明就有了先賢治國和協商民主的文明形態，這對於當下專門協商機構樹立戰略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團結思維，對於文明競爭、製度競爭提供了根源性話語體係。

要讓世界讀懂中國，自己要先讀懂自己。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表示，“談文化自信，必須從文化自知開始”，了解中華文明的長度，是為了認識中華文明的高度，認識中華文明的寬度，才能真的理解中華文明的深度，把中華文明研究引向深入，走出盲目的疑古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