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璘生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自幼不愛讀書，性情輕佻浮躁。乾隆帝八旬大壽時，諸阿哥皆封王爵，隻有永璘封為貝勒。他曾經對近人坦言：“即使皇帝多如雨落，也不會有一粒雨珠兒滴在我身上。將來哪位哥哥當了皇帝，能把和珅府邸賜給我，也就心滿意足了。”後來他的胞兄顒琰成為嘉慶帝，真的將和珅府的東段賞賜於他，後來晉封他為慶郡王，還把春和園賜予他。永璘去世後，他的後輩因服中納妾被奪爵，春和園被內務府收回。

道光帝第六子恭親王奕，在鹹豐元年(1851年)獲賜春和園。修葺改建後，鹹豐帝賜額“朗潤”。朗潤園建成後，鹹豐帝又為園內的主要建築題寫了匾額。中所“樂靜堂”改懸“萃賞”軒和“棣華”軒匾額。東所的“恩輝餘慶”更名“正誼齋”，“澄懷擷秀”改懸“樂道堂”。西所的書房“益思堂”更名“明道軒”。

春熙院的東段由嘉慶帝賞給莊靜固倫公主，就是後來的鏡春園。莊靜固倫公主，嘉慶帝第四女，嘉慶七年（1802年）下嫁蒙古貝子瑪尼巴達喇，那所園子也是同一年賞給她的。莊靜固倫公主去世時年僅28歲，她與其三姐莊敬和碩公主同葬於京城西郊王佐村。道光帝到這座馳名的“公主墳”上墳時，曾經寫過一首《賜奠吾妹莊敬和碩公主、莊靜固倫公主詩以致哀》：“姊妹親情童稚年，承顏定省每齊肩。同悲丁巳慈圍掩，更愴庚辰玉塞還。蕙質易凋隨逝水，夜台長寂鎖寒煙。新愁往痕相交集，不禁臨風涕泗漣。”

國家圖書館存一幅樣式雷《鏡春園地盤全圖》，準確清楚地顯示出鏡春園的園景。園址呈方形，大門設在東南隅。園中間是一座四麵被溪湖環繞的大島，前院迎麵是五間正房，東西廂房各三間。後院正樓兩層五間，東西配樓各三間。在前院和後院東西兩側，各建一排平房。園東部修建幾處服務用房。

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以後，鏡春園主人為睿親王淳穎第六子裕恩。裕恩、禧恩兩兄弟與榮親王永琪之孫奕繪貝勒關係密切，交往頻繁。兄弟二人與奕繪及其師傅韓雲溪多次詩酒唱和，韓雲溪賦詩《同遊夢園和韻》，足以證明裕恩是鏡春園的主人。

道光七年(1827年)，鏡春園被賜予道光帝第五子惠郡王綿愉。這有翁心存與綿愉的唱和詩為證。翁心存在上書房任職，是綿愉兒子的師傅。他在丁亥九月即道光七年九月寫的《惠邸用前韻見賀，依韻奉酬》的詩注中寫道：“惠邸賜居鏡春園。”此時的鏡春園，“共房174間，遊廊128間……廟5間。”綿愉在道光十二年遷出鏡春園，移居到西鄰鳴鶴園去了。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道光帝第四女壽安固倫公主住進鏡春園，稱四公主園。樣式雷畫樣寫道：“鏡春園，四公主住，成府北頭路北。”後來，鏡春國不幸被英法聯軍焚毀，園址一片荒涼。

“二河閘”未修過春熙院

筆者在前邊陳述了淑春園北半部改建為春熙院，並回歸為皇家賜園的過程，這應當是合乎曆史事實的。但是當時“二河開”是怎樣的情況？

2022年初春的一天，《海澱區地名誌》的執行副主編交給我一批編輯地名誌的材料，其中有段引文非常重要，就是它告訴我們，二河閘在乾隆年間就存在了，這對我們認識春熙院的修建地址有很大幫助。

這段關於二河閘的引文，原載於《日下舊聞考》卷九十九《郊坰》。文中有：“增長春園大東門外大石橋有關帝廟。西北裏許地名二河閘，亦有關帝廟。大北門外前營有三聖庵……臣等謹案……大石橋及二河閘關帝廟二並三聖庵，皆係本朝建立。”

《日下舊聞考》關於二河閘的記述

《日下舊聞》原是康熙二十五年朱彝尊編輯的，《日下舊聞考》是乾隆三十九年竇光鼐、朱筠等根據《日下舊聞》加以增補、考證而成的，由於敏中、英廉任總裁，到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刻版出書。

由此可知，所錄引文中的“增”和“臣等謹案”，是由竇光鼐、朱筠和於敏中、英廉等在乾隆三十九年到五十二年撰寫的。即是說，在長春園大東門外大石橋關帝廟西北裏許有一個名叫“二河閘”的地方，後來被稱作“二河開”，這裏有座乾隆年間修建的關帝廟。此處肯定“二河閘”是個“地名”，也沒說修建過比關帝廟更多更大的建築，連遠處大北門外前營三聖庵都記下來了。弘曆主持編著《日下舊聞考》時，正是他主持將淑春園改建為春熙院的時候。如果二河閘修建了春熙院，就該把地名改作春熙院，那座小小的關帝廟就不能成為孤零零的存在了。

《日下舊聞考》關於二河閘的記載，使我們了解到二河閘在乾隆年間的具體情況。因此，筆者認為，春熙院修建在綺春園迤南的萬泉河畔，即今北京大學北部，符合曆史的真實情況。至於二河開地區是否存在過那座三百畝大的淑春園，是否修建過皇家禦苑春熙院，恐怕還需要通過後續的考古工作來尋找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