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美國娛樂軟件協會發布的《2024年遊戲行業報告》也指出，當今美國遊戲玩家平均每周遊戲時間約為7.5小時，遠未達到所謂“沉迷”的程度。與此同時，遊戲產業每年為美國經濟貢獻超1200億美元產值，並創造了超過50萬個直接或間接就業崗位，已成為美國經濟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針對約翰遜的發言，不少網友也在社交平台上發起調侃和批評。“這是又一次把複雜的社會結構問題歸咎於‘年輕人打遊戲’的典型伎倆。”一位評論指出，“不談製造業轉移、不提低薪崗位過剩，也不關心房租飛漲、醫保係統本身的結構問題，就一味指責遊戲，是不是太偷懶了點？”

還有人指出，當前美國的青年失業問題並非個體懶惰，而是整個經濟結構性失衡的表現。在自動化、全球化與企業縮減成本等多重因素夾擊下，年輕人即使積極求職，也往往隻能獲得低報酬、無保障的工作崗位。

從輿論反應來看，約翰遜的這番“遊戲有罪論”不僅沒有為其醫療補助削減計劃贏得支持，反而激怒了大量普通玩家與年輕人群體。畢竟，娛樂不等於懶惰，玩遊戲也不等於逃避社會責任。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本就不是靠道德指責就能實現的。

這並非政客第一次將年輕人玩遊戲視為社會問題，但如果連最基本的數據和現實都無法尊重，那麼所謂“改革”隻會是對真正問題的回避。

當經濟結構、福利製度和年輕人處境真正被放在陽光下認真審視時，我們或許會發現，遊戲並不是問題本身。真正該被質疑的，是那些願意用一兩個標簽輕描淡寫掩蓋現實複雜性的政治話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