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中晚期的國產蜻蜓眼玻璃珠開創了獨特的鉛鋇玻璃體係

中國發現的早期玻璃主要是珠子，其中最重要的一種珠子風格現代稱為“蜻蜓眼玻璃珠”，比如著名的湖北隨州戰國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173顆蜻蜓眼玻璃珠，經檢測屬於鈉鈣玻璃，由此判斷大部分是從西亞貿易進口的，此時的玻璃價值堪比黃金玉石。

至戰國中晚期，國產蜻蜓眼玻璃珠數量增多，不僅吸收了西方珠子同心圓的裝飾紋樣和風格，同時融合了幾何紋，產生了更為豐富的圖案和造型，並且開創了以氧化鉛和氧化鋇作為助溶劑，獨具中國特色的鉛鋇玻璃體係，這在世界其他古代玻璃體係中前所未有。與此同時，還孕育了一些典型的以玉器為藍本的本土玻璃製品，比如玻璃璧和玻璃劍飾等，而這些玻璃相對集中的出現在以長沙為中心的戰國中晚期楚文化的小型墓葬中。

漢代是中國古代玻璃發展自成體係的重要階段，延續了戰國時期製作仿玉的鉛鋇玻璃傳統，並在配方、規模數量和形式上都有創新。其中作為葬玉代替品的“喪葬”玻璃占有很大比例。西漢時期仍然沿用玻璃璧隨葬，但還出現了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晗蟬、玻璃握玉等新的形式，以及用於人身上起到裝飾作用的耳璫、帶鉤和器物上的玻璃鑲嵌件。這一時期也出現了玻璃容器，其中著名的就有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玻璃盤和玻璃耳杯，這是我國考古發現最早的使用鑄造工藝製作的國產玻璃器皿。此外，廣西地區新生了以氧化鉀作為助溶劑的鉀玻璃品種。由此可見，漢代中國的玻璃製作技術已經趨於成熟，並且形成了中原和廣西兩個主要的生產體係。

至晚從5世紀開始中國掌握了玻璃吹製技術，至隋唐得到一定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社會動蕩，原本建立的鉛鋇玻璃製作業逐漸衰落。而在西方，公元前1世紀中葉，西方人發明了吹製玻璃工藝，成為了世界玻璃史上最重要的裏程牌，相關的吹製玻璃製品在東漢時期傳入中國。由於進口的羅馬和伊朗薩珊玻璃器製作精良且具有極高的價值，因此成為了當時統治階級鬥富炫耀的資本。羅馬吹製玻璃晶瑩剔透的特質大受追捧，西晉潘尼在其《琉璃碗賦》中大為讚譽：“取琉璃之攸華，昭曠世之良工......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但從現有考古發掘來看，此時中國可能還尚未掌握相關技術形成本土的吹製玻璃製造業。

河北定縣北魏塔基石函（481年）出土的7件有著中國傳統器形的吹製玻璃器表明，至晚在公元5世紀開始，中國掌握了玻璃吹製技術，是羅馬吹製技術傳播東漸候的結果。到了隋唐時期，隨著佛教盛行及舍利瘞埋製度的逐步形成，本土的吹製玻璃業得到一定的發展。舍利作為佛教中最為重要的供養對象和神聖之物有著無上靈異，在薄而透明的玻璃器貯存中得以使信眾們瞻仰其真身，白居易的《遊悟貞寺詩》中描述稱：“雙瓶白琉璃，色若秋水寒。隔瓶見舍利，圓轉如金丹。”類似像甘肅涇川唐代大雲寺塔基出土的用石函銅函、金棺銀槨和玻璃瓶層層相套瘞埋舍利的創新方式不僅為白居易的詩歌提供了十足的畫麵感，而且表征了玻璃（琉璃）作為佛經“七寶”之一的特殊地位，玻璃器在佛教中的使用一直持續到當代。

玻璃器在宋代日常生活和居室陳設中已不陌生，卻又未成主流

玻璃器作為世俗化日用品的時間大約是宋遼時期。作為食器的玻璃酒杯、玻璃碗、玻璃瓶在宋代的宴慶、待客等隆重場合使用，或以玻璃器來裝點士大夫的雅集場所。如：洪適《千秋歲》“代上帥宅生日”中記有：“為壽處，玻璃鑿落斟醽醁”。南宋周密在《齊東野語》提及友人紫霞翁“供客以玻璃瓶洛花，飲客以玉缸春酒，笑語競夕不休，猶昨日事”。而宋人繪畫中頻繁出現的玻璃器也表明玻璃在宋代各個階層的日常生活和居室陳設中已並不陌生。

然而，由於中國有著悠久精湛的製瓷工藝，宋代瓷器已成為了普通家庭的日常用具，相比之下，玻璃易碎，且經不住驟冷驟熱，雖然宋遼至元明時期佛教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玻璃器數量增多，且出現玻璃動物、瓜果、燈、簪等多樣品種，但玻璃器在古代一直都沒有發展成為我們國家的主要日常用具。甘肅漳縣汪世顯家族第20號墓出土的一套精美的天藍色玻璃蓮瓣托盞彰顯了元代（官造）玻璃製作的最高水平。山東博山從元代開始就已成為我國玻璃製作的中心，明代不僅向朝廷進貢玻璃器物，而且在清代內務府造辦處玻璃廠還有博山玻璃工匠供職的記錄。博山元末明初的玻璃作坊遺址是我國首次發現的古代玻璃生產遺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其出土文物包括玻璃爐具、玻璃料、玻璃簪、珠、環等。

玻璃盤，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公元前165年至公元前113年，河北省博物館藏

藍色玻璃瓶，北魏，大同市博物館藏

清代玻璃作製作的玻璃器物，在世界玻璃史上畫下濃重一筆

世界玻璃藝術發展中有一個明顯特征，即每一次的玻璃製作繁榮期都發生在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時期（國家和地區）。玻璃總在具有活力和多層次文化的背景中形成其獨特的創造性表達方式：公元前埃及文明的鼎盛時期，公元紀年時統治歐亞板塊的羅馬帝國，14、15世紀經濟實力雄厚、處於文藝複興的威尼斯，18世紀的中國清代等等，毫無例外都出現了玻璃藝術的繁榮期。

康熙三十五年（1696）造辦處在皇城內蠶池口天主教堂西偏設立了玻璃廠，專門為皇家製作玻璃眼鏡，玻璃瓶、碗、杯、盤、罐、渣鬥、水丞、筆筒、筆架、鼻煙壺、香爐等器物，用於光學、生活日用、陳設、賞賜、宗教禮儀等各個方麵。

康熙時期中國的玻璃器顯現了西方吹製玻璃的主要特征，以單色為主，薄而透明，造型流暢輕盈。雍正朝之後，很少有製作水晶般透明的玻璃器物，此時通過使用切、割、雕、琢方式來揭示玻璃材料模仿其他材料的特性受到青睞，玻璃器物呈現簡單的造型、多樣的顏色且主要是半透明或不透明為主。乾隆時期是整個中國古代玻璃製作的最高峰，生產規模和創新品種不斷增多，玻璃材料的價值等級提升，並形成了明顯的風格體係。

宮廷造辦處玻璃廠（玻璃作）製作的玻璃器物是清代玻璃最高水平的表達，其興盛不僅與皇家的支持、西洋來華傳教士的技術引入有直接的關係，同樣還得益於中國悠久強大的工藝美術傳統，陶瓷、玉器、青銅、漆器等都為玻璃的造型、顏色、裝飾提供了無窮無盡的靈感。在中西文化技術交流的背景下，清代玻璃的新品種包括有寶石紅色玻璃、金星玻璃、金剛鑽刻花技術、玻璃胎畫琺琅工藝，以及開創性地研發了玻璃套料雕刻技術，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風格特征，在世界玻璃史上畫下濃重的一筆，影響了後世。

自清代開始，玻璃以其獨特光學性能和美學表達融入建築藝術中

在當代人的腦海中，可能對玻璃的認識更多來自於玻璃窗，習以為常的玻璃窗在古代可是稀罕物。中國古代建築，無論官署還是民房的窗戶多以紙糊，玻璃作為建築門窗的使用材料較早的證據可見於東晉葛洪輯抄的《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照達，毛發不得藏焉。”到了唐代，“玻璃窗扉”繼續作為建築裝飾材料在宮廷中得以應用，唐懿宗年間中進士的王棨曾奉旨寫過一篇《琉璃窗賦》：“窗戶之麗者，有琉璃之製焉，洞澈而光凝秋水，虛明而色混晴煙”。因此，古時玻璃為建築裝飾物僅為宮廷、達官顯貴之所用，且很少見。五代、宋的文獻古籍中目前還沒有找到琉璃窗的相關記載。到了元代，《馬可·波羅遊記》一書中描述元宮殿時曾道：“窗上玻璃的裝置，也極為精致，猶如透風的水晶”。

直到清代，琉璃窗作為建築材料在清中期的宮廷中得到廣泛應用，多使用從粵海關及官員進貢的歐洲進口平板玻璃片，價格十分昂貴、稀有。康熙年間內務府的記載中暢春園已安玻璃裝修，雍正時期，平板玻璃開始在紫禁城中使用，但隻在一扇窗的中心位置安裝，其餘部分仍用紙糊，稱為“安玻璃窗戶眼”，之後也有采用“滿安玻璃，碎分成做”的方法，即用小料拚裝成整塊的玻璃窗，以代替紙窗。直到乾隆中葉，才發展至“滿用玻璃”，即一個窗戶鑲嵌一整塊完整的大玻璃，當然還會在門窗的木隔扇中鑲嵌帶有繪畫的玻璃用以裝飾等的做法等等。乾隆皇帝的多首禦製詩中都曾細致地描寫並讚譽玻璃窗的特質，比如《玻璃窗》中詠道：“車窗懸玻璃，障塵勝紗帷。內外虛洞明，視遠無纖遺。可避輕風寒，還延暖日曦。惟是聽受艱，揚言聲似卑。耳屬或不聞，目成乃可知。明目信有濟，達聰非所宜。致用當節取，格物理可推。”可見，自清代開始，玻璃除了以日用器物的形式再次回歸中國人的視野，同時以其獨特的光學性能和美學表達融入到建築藝術中，並從精神和物質兩個層麵逐漸深刻影響社會的文明發展。

（作者為上海視覺藝術學院副教授、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亞洲玻璃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