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道傳薪與和光而行:一個中醫傳承者的文明使命(2)
然而,在今天,這門偉大的學問,卻常常在“神話”與“謊話”的兩極之間搖擺。我們不禁要問,當一個民族最深刻的生命智慧,在現實中變得麵目模糊,這究竟是智慧的過時,還是我們時代的迷失?
600年的家族傳承,35年的臨床實踐,零醫療事故的治療記錄,鄧祥以他近乎執拗的堅守和令人驚歎的療效,成為了當代的中醫傳承者中的一個獨特的樣本和參照係。透過他傳承的太和醫派的醫道人生,我們或許能夠窺見中醫文明在新時代的應有的真實水平。以他為代表的傳承派中醫業者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濃縮的中醫興衰史,他對中醫培養與執業現狀的思考,直指中醫發展的核心症結;而他對於中醫發展的願景,則關乎一個以正統中醫的整體觀、生態觀為代表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未來。
正如他在其專著《太和脊道中醫臨床診療》前言中所言:“能成為一名中醫,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欣慰的事情……又感鄰裏鄉親愛護無以為報,因而立誌繼承家學。學有所成,用自己的技藝回饋社會,讓世間,少點傷痛多點安康。”
這份樸素的初心,可能正是我們與鄧祥因緣際會,同頻共振,並開啟這次中醫對話和探尋的起點。因此,我們嚐試,借由對鄧祥先生這一中醫傳承派的醫者個體的交談與觀察,並將共通與觀察置入整個中醫體係現狀中,為中醫這一宏大的文明的生命體,做一次簡單的“望、聞、問、切”——這不僅是對一個醫者的觀察的記錄,更是一份“置身事內”的關於中國文化自信的“內證觀察”,一次對民族複興根脈的探尋。因為我們深信,一個民族醫學的興衰,必與其國民認知、國運文脈,同頻共振。
大道不孤,必有回響。我們將從鄧祥為代表的傳承派醫者的方法和療效開始,重新診察整個中醫體係的“脈相”。
第一部分
【望診篇】望其色,察其形——中醫當下的“氣象”與“神態”
《道德經》雲:"道可道,非常道。"中醫之道,亦是如此。在這個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當我們談論中醫時,往往陷入兩個極端:要麼神化為包治百病的萬能鑰匙,要麼貶斥為不科學的糟粕。然而,真正的中醫之道,如《黃帝內經》所言:“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它既不是玄之又玄的神秘主義,也不是固步自封的保守主義,而是一種深諳天地人和諧統一的生命智慧。《黃帝內經》又雲:“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望診,居四診之首,觀其外而知其內。若將“中醫”擬人,請其坐於診案前,我們能“望”見一幅怎樣的圖景?
一、望“氣色”:浮華與蒼白交織的矛盾
其麵色,五彩斑駁,光影交錯,可謂“色雜而亂”。
一側,是媒體追捧與資本加持下的“神醫”光暈,紅光滿麵,近乎亢陽。中醫藥大健康產業的萬億市場、養生館的遍地開花、各種“大師”的橫空出世,讓中醫的麵頰呈現出一種不正常的潮紅。此外,中醫藥大學也是遍地開花,中醫院所層出不窮。然而,這種“紅”色浮於表麵,不沉著,不內斂,是典型的“戴陽證”,乃陰寒盛於內,格陽於上,是根基不固、虛火上炎的表象。真正能夠"決生死、處百病"的中醫大師日漸稀少,能夠傳承精髓的“明”醫更是鳳毛麟角。
正如《素問·脈要精微論》所言:"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鄧祥在其《太和脊道中醫臨床診療》一書中提到:"治愈疾病的千萬種法都是客體,而人才是主體。啟動人體自愈係統,讓自我免疫力強大才是強身之本。“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中醫的核心理念——不是簡單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調動人體內在的生命力,更是肯定了“天地人”三才中,人才的主體性作用。
另一側,是“偽科學”、“不科學”標簽下的陰影,讓中醫在某些自我標榜的技術理性的語境中總是顯得晦暗無光,狀若寒凝——在還原論、機械論和線性因果論的“科學主義”執著者的話語體係中,中醫常被認為“不可重複”、“缺乏數據”而被邊緣化,甚至被汙名化。大眾的認知,便在這“信”與“疑”的兩極劇烈擺蕩,使其“神”無所安,時而興奮狂熱,時而驚恐自卑。這並非健康的紅潤,而是“陰不斂陽,心神不寧”的病態。
二、望“形體”:“臃腫”與“消瘦”並存的失衡
其形體,亦見“臃腫”與“消瘦”並存之怪狀。
一方麵,形體不可謂不“盛壯”。中醫院高樓林立,中醫藥大學批次招生,藥企市值屢創新高,加盟連鎖的招牌掛滿了大街小巷。這身軀看上去“肌肉豐滿”,體量龐大。
然而,細察其筋骨,卻發現其“內裏消瘦”。真正能“決生死、處百病”的明醫、大醫,日漸稀少,如晨星寥落;傳承的脈絡,尤其是師承體係這一中醫的“脊梁”,竟如老人之四肢,日漸“萎縮無力”。這種外表的“盛壯”,非氣血充盈之強,實乃“脾虛不運,水濕內停”之浮腫。水濕泛濫,必致真元虧耗。重“器”不重“人”,重“殼”不重“核”,是為形盛而氣弱。
三、望“舌苔”:理論與實踐的“淡白”與“厚膩”
再請其伸舌以觀,其舌象亦是病態畢現。
其一,舌質淡白。學院派中醫教育,在追求標準化、科學化的過程中,過度西化,將中醫簡化為草藥化學成分分析和經絡的神經反射解釋。丟掉了陰陽五行、天人合一這些最核心的“神”與“氣”,理論變得蒼白無力,培養出的學生雖能背誦湯頭條文,卻難有臨床的圓機活法。此為“氣血虧虛”,無以上榮於舌之象。
其二,苔厚膩。江湖派、商業化中醫,巧言令色,過度包裝,將一分之效誇大為十分之功,各種“祖傳秘方”“包治百病”的宣傳充斥市井。這層厚厚的“濕濁”與“痰濁”,蒙蔽了中醫清明的“心竅”,敗壞了行業的聲譽,讓真正的好中醫亦被牽連。
四、作為參照:對於中醫傳承派醫者的觀察
《黃帝內經》強調"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但當今中醫界卻呈現出一種"心神不寧"的狀態。
一方麵,中醫師們在西醫主導的醫療體係中努力尋找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麵,社會對中醫的認知充滿了誤解和偏見。
鄧祥的"靈魂互換"診療法,正是對《內經》"神明為心"理論的現代詮釋。他認為,真正的中醫診療,不僅要看到病人的身體症狀,更要感受到患者的精神狀態,甚至要能夠"感同身受"地體驗患者的痛苦。這種診療方法,超越了簡單的技術層麵,上升到了精神和靈魂的高度。
聽聞他三十五年行醫“零無效率”,觀其言談舉止,神完氣足,目光如炬,言出必踐。他所傳承的“太和脊道”,講求“骨正、筋柔、腹實”;他所實踐的“內外兼治”,強調“藥之不及,針之不到,必須灸之;灸之不效,按蹻”的層次性。這代表了中醫本應有的那種“神完氣足”的健康狀態。
正如河南中醫藥大學教授、全國醫古文研究會主委許敬生教授在鄧祥所編著的《太和脊道—中醫臨床診療》的序言中所述:“治愈疾病的千萬種法都是客體,而人才是主體……啟動人體自愈係統,讓自我免疫力強大才是強身之本。”這番話,直指中醫的本源,也是鄧祥實踐的核心。
從太和醫派的行醫傳承與實踐,我們得以窺見中醫本應有的健康“氣色”——紅潤而含蓄,沉靜而有力。也讓我們相信,現存中醫係統的這具“病體”之內,仍有“正氣”存焉。欲救中醫,必先識得這“正氣”,護持這“正氣”,並以此為核心,扶正祛邪。
第二部分
【聞問篇】聞其聲,問其史——探尋中醫“病因”與“病機”
望診識其表,聞問探其裏。《靈樞·師傳》曰:“審其聲,以知其內。”又曰:“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聞其聲,可知氣機之盛衰;問其史,可溯病因之由來。
一、聞其聲:喧囂與沉寂交織的“失語”
傾聽中醫在曆史與現實中的“聲音”,會發現一種奇特的混響。
其一,聲高而泛。官方層麵,“大力發展中醫藥”“傳承精華,守正創新”的口號響遏行雲,文件頻發。這聲音高亢、洪亮,但在基層的具體執行上,在強大的西醫體係的規範下發展中醫,往往失之於“泛”,缺少細致、可落地的實聲。如同雷聲大,雨點小,元氣耗散於口號,未能真正濡養中醫的根基。
其二,聲低而怯。在臨床一線,許多中醫師在西醫強大的診斷標準和評價體係麵前,顯得底氣不足,陷入“失語”的窘境。明明是按中醫理論辨證有效,卻總要套上西醫的病名,用西醫的指標來“翻譯”和“證明”自己。這聲音低微、怯懦,是為“中氣不足”之象。
其三,聲嘶而辯。在輿論場上,傳承派與學院派、學院派與江湖派、中醫與“中醫黑”之間,常常爆發無休止的爭論。這種辯論,多流於意氣之爭,缺乏共通理性的對話平台,最終的結果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耗散了彼此的元氣,加深了大眾的困惑。這聲音嘶啞、內耗,乃“肝氣橫逆,氣機紊亂”之象。
二、問其史:追溯中醫之病的“外感”與“內傷”
中醫為何會呈現出如此複雜的“聲象”?必“問其所始病”,追溯其曆史病因。
1. 外感六淫:西學東漸的文化衝擊
中醫之病,始於近代。西學東漸,堅船利炮不僅打開了國門,也動搖了文化自信。科學主義、實證主義、還原論作為一種強勢的“風寒暑濕燥火”之“外邪”,侵襲了中醫“天人合一、整體辨證”的肌表。中醫被貼上“不科學”的標簽,這是最根本的“外感病因”。從此,中醫開始了一百多年的“感冒發燒”,時至今日,依然“寒熱往來”,未能痊愈。
2. 內傷七情:民族自信的動搖與迷失
《素問·舉痛論》雲:“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思則氣結。”外邪入侵,必致內傷。
恐則氣下:對西方文明的“恐懼”,導致了對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氣機下陷,精神萎靡。
思則氣結:對中醫前途的“憂思”,對如何現代化的過度思慮,導致了理論創新的“氣結”,思想僵化,裹足不前。
怒則氣上:被壓製、被誤解的“憤怒”,導致了許多從業者心態失衡,言辭激烈,反而“肝火上炎”,無益於解決問題。
喜則氣緩:偶爾得到政策扶持或市場追捧的“竊喜”,又容易使人“氣機渙散”,滿足於表麵繁榮,忘記了根本的危機。
3. 飲食不節,勞逸失度:製度與傳承的錯配
製度之“飲食不節”:以管理西醫的模式來管理中醫,如同《呂氏春秋》所言“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用西醫的“量化指標”“隨機雙盲”作為唯一金標準,強喂給中醫這個“脾胃”屬性不同的生命體,必然導致“消化不良”、“脾胃受損”,無法吸收有益的營養,也無法排出有害的糟粕。
傳承之“勞逸失度”:真正的師承製,那種“口傳心授、手把手教”的模式,需要醫者和弟子付出巨大的心血(過度“勞”),卻在體製內得不到應有的承認與回報,日漸式微。而標準化的學院教育,雖看似“安逸”,卻因脫離臨床實踐,難以培養出真正的“明醫”。這種“勞逸失度”,直接損傷了中醫的“腎精”,即傳承的根本。
三、從太和派的傳承看“正氣”:正氣內存,邪不可幹
在這樣“外感內傷”交織的百年病史中,鄧祥和他太和派的傳承,如同一股未被汙染的活水,為我們展示了中醫“正氣存內,邪不可幹”的本來麵貌。
1. 藏書中的“內證”功夫:
深度剖析鄧祥編著的三部專著及其家傳秘本係列,可以發現其傳承的核心特點:重實證、重觀察、重整體、重預後。
其編著的《太和腹診與中醫急救常識》中開篇即論“天人相通”,強調“髒腑是看不到摸不著的,要從外麵的毛、皮、肉、筋、骨去細察病因”,這正是中醫“有諸內,必形諸外”的整體實證思維。
其編著的《太和脊道正骨療法》中詳述“導引按蹺”,強調“推者,從其氣;按者,從乎血”,這是對生命能量精微層次的把握,是一種不依賴外部儀器,直達生命本質的“內證”功夫。
以鄧氏家傳秘本中“看小兒虎口筋裁決”的診法為例,更是將望診的精微發揮到極致,體現了中醫在“象思維”上的獨特優勢。
2. 個人經曆中的“正邪相爭”:
鄧祥醫生的個人成長史,就是一部“正氣”與“邪氣”激烈鬥爭並最終勝出的縮影。他在前言中自述:“出生時家境貧寒,突發驚厥,差點夭折,所幸祖父妙手,開九鎖,吹陰蟲得以續命。”“幼時橫遭車禍……之所以肌肉沒有萎縮……是受益於家傳醫術。”
這兩次“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經曆,讓他切身體會到了中醫的強大生命力。這不僅僅是技術上的救治,更是精神上的淬煉。鄧祥祖父常說的“行善雖無人見,作惡自有天知”,鄰裏鄉親湊錢為他治病,這些經曆,為他的醫道注入了深厚的“仁愛”與“感恩”的底色。這股強大的傳承與精神願力,正是抵禦外界浮躁與內心迷茫的“正氣”之源。
因此,問診於“中醫“的現狀,我們發現,其病雖重,但根本未死,“正氣”尚存。鄧祥這樣的傳承者,就是中醫“正氣”的活載體。
現代中醫教育過分注重理論學習,缺乏實踐鍛煉。學生們可以背誦《黃帝內經》的條文,卻不一定能夠準確地望聞問切。這種脫離臨床實踐的教育方式,培養出來的往往是"紙上談兵"的醫生。鄧祥的成長經曆給我們提供了另一種思路。他從8歲開始學醫,11歲就能夠獨立處理常見疾病。這種在實踐中學習、在學習中實踐的方式,雖然看起來"不規範",但卻能夠培養出真正的臨床能力。
當前的中醫發展麵臨著諸多製度性障礙。執業醫師資格考試的標準化要求,往往與中醫的個性化傳承方式相衝突。許多有真才實學的民間中醫,因為沒有正規的學曆文憑而無法獲得行醫資格。鄧祥在其著作中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中醫複興任重道遠,願與同仁一起為中醫複興盡綿薄之力。"這句話背後,蘊含著一個中醫傳承者對現實困境的深刻體會。
第三部分
【切診篇】切其脈,辨其證——中醫發展的核心症結
“切脈”,是中醫診斷中最具代表性也最精微的一環。通過“浮中沉,舉按尋”,醫者得以體察氣血的盛衰、髒腑的虛實。為當代中醫“切脈”,我們能感受到怎樣複雜的脈象?
一、切脈:指下感受到的“弦、細、沉、遲”
將指尖沉於中醫發展的“寸口”,可以感受到幾種典型脈象交織在一起。
1. 脈象弦細:主肝鬱與血虛
弦脈:如按琴弦,端直而長,是肝氣不舒、氣機鬱結之象。這恰恰是當前中醫發展的真實寫照。發展空間受限,各項規章製度束縛太多,有誌者難以施展拳腳,有能者被“法”所困,故“肝氣鬱結”。中西醫之爭、門派之爭、管理權的掣肘,皆是“鬱”的表現。
細脈:如線,應指明顯,是氣血兩虛之象。真正的理論研究投入不足,能傳承核心技藝的人才極度稀缺,國家資源在“輸血”時更多流向了西醫體係,導致中醫自身“陰血虧虛”,根基不牢。
2. 脈象沉遲:主裏證與寒證
沉脈:輕取不應,重按始得,主病在裏。這表明中醫的問題已非肌表之疾,而是深入到了製度、文化、教育等“髒腑”層麵。表麵的喧囂無法掩蓋內在的沉屙。
遲脈:一息不足四至,主寒證,為陽氣不足。發展的內在動力不足,理論與實踐的創新活力匱乏,整個行業彌漫著一種“畏寒”的情緒,不敢突破,不敢挑戰,故“陽氣虛衰”。
綜合來看,當代中醫的脈象是弦細沉遲,這是一個典型的虛實夾雜、寒熱錯綜的複雜證候。
二、辨證:振聾發聵的根本診斷
綜合望、聞、問、切四診所得,我們可以為中醫的發展現狀下一個根本的診斷。核心病機:肝鬱脾虛,腎精虧耗,心神失養。這是一個係統性的、環環相扣的病理狀態,絕非單一問題。
肝鬱(製度之困,氣機不暢):肝主疏泄,調暢氣機。當代的管理體製、法律法規、評價標準,如同無形的繩索,捆綁了中醫的手腳,使其疏泄功能嚴重受限。發展路徑受阻,創新活力被壓抑,整個行業的氣機處於鬱滯狀態。
脾虛(運化之困,生化乏源):脾主運化,為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當前的教育體係,無法有效地“運化”經典,培養出合格的人才;當前的社會認知與媒體環境,無法“運化”中醫的真正價值,反而製造了大量誤解。脾虛則運化無力,水穀精微(真正的人才與思想)無法吸收,反生水濕(商業泡沫與偽中醫)。
腎精虧耗(傳承之困,根基動搖):腎藏精,主骨生髓,為先天之本。以師承為核心的傳承體係,是中醫的“腎精”。這一體係的邊緣化和斷裂,無異於“先天之本”的持續虧耗。腎精虧,則骨髓空,生長、發育、生殖的功能(即行業的自我造血與繁衍能力)都會全麵下降。
心神失養(文化之困,魂不守舍):心藏神,主神明,為五髒六腑之大主。文化自信的動搖,使中醫的“心神”失去了滋養。當一個行業對自己從何而來、為何而存在、要往何處去等根本問題都感到迷茫時,其“神明”必然昏亂,魂不守舍,無法統領全局。
三、以經典印證:古老智慧對當下的精準預言
這四重病機,並非牽強附會,而是能在中醫經典與道家哲學中找到深刻的印證。
《黃帝內經》之“法於陰陽,和於術數”:當代的管理,恰恰是重“術數”(論文數量、經濟指標、病床周轉率),而忘了“法於陰陽”(遵循中醫自身的發展規律)。本末倒置,是為大病。
《道德經》之“道法自然”:真正的中醫傳承,如鄧氏家族的模式,是自然的、生命化的、在師徒互動中潛移默化的。而標準化的、行政命令式的、一刀切的管理,是“反自然”的。以“有為”之法,去幹預一個本應“無為而成”的生態,必然導致生態的紊亂。
《金匱要略》之“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張仲景的傳變理論,對今日之局勢有驚人的指導意義。看到中醫發展受阻、創新乏力(“肝病”),就應該立刻意識到,這會嚴重影響到整個行業的教育、吸收、轉化能力(“傳脾”)。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不是頭痛醫頭地去刺激“肝”,而是要回過頭來,先把教育和人才培養這個“後天之本”(“實脾”)做好,生化才有源頭。
至此,對中醫的診斷已然係統辯證。病因複雜,病機深重,病位由表入裏,已非一副輕劑可愈。必須確立大法,遣用峻藥,方能力挽沉屙。
第四部分
【論治篇】立其法,遣其藥——正統中醫傳承所昭示的複興之路
辨證既明,論治有方。麵對“肝鬱脾虛,腎精虧耗,心神失養”這一複雜證候,治療絕非易事,需標本兼治,扶正與祛邪並舉。
一、立法(確立治療原則):疏肝健脾,補腎安神
根據病機,治療大法應立足於:疏肝解鬱以通其氣,健脾祛濕以複其運,補腎填精以固其本,養心安神以定其魂。四法並用,方能係統調理,重塑生機。
二、遣藥(開出“複興之方”):君臣佐使,配伍精當
任何一方,必有君臣佐使之配伍。中醫複興此方,亦然。
君藥(核心力量,直達病所):鄧祥及千千萬萬像他一樣“正氣存內”的明醫。
藥性:功力深厚,願力宏大,知行合一。他們是經過千錘百煉的“真人”,而非溫室裏培養的“博士”。
功效:他們本身就是活的教材,是中醫有效性的最佳證明。鄧祥治療帶狀皰疹後遺痛的“秒殺級”療效,他進行癌症早期篩查的驚人準確率,這些鐵的事實,是破除大眾疑慮、重塑文化自信的“主心骨”,能直擊“腎精虧耗”與“心神失養”之病本。他們是此方中“補腎填精、養心安神”的核心力量。
臣藥(輔助君藥,加強主力):製度改革與文化正名。
藥性:破舊立新,鬆綁解縛,大開大合。
功效:此藥專為“疏肝解鬱”。為明醫的實踐提供合法、合規、合理的生長空間。例如,建立區別於西醫的“中醫師承與實踐認證體係”,承認師承的合法地位;改革中醫藥管理機構,賦予其更大的專業自主權,而非僅僅成為西醫體係的附庸。這味藥要“行氣活血”,打破部門壁壘,讓鬱結之氣得以疏通。
佐藥(協同治療,兼顧旁支):教育歸元與媒體“正聽”。
藥性:清源正本,化濕祛濁。
功效:此藥主在“健脾祛濕”。改革中醫教育,大力倡導“讀經典,做臨床”,回歸師承與經典的“健脾”之道,讓教育體係能真正“運化”出有用的知識和人才。同時,媒體與輿論要真實、深度地報道中醫,祛除蒙蔽大眾的商業“濕濁”與偏見“痰濁”,讓民眾耳聰目明,恢複“脾”的清明。
使藥(引經報使,調和諸藥):構建中醫發展的大生態。
藥性:貫通上下,聯絡四方。
功效:此藥負責“引經報使”,調和諸藥。如鄧祥先生所言,要聯合協會、基金會、網絡平台等社會力量,形成合力,將君、臣、佐三藥之力,精準引導至最需要的地方——從頂層設計,到基層家庭,無所不至。構建一個線上線下結合、官方民間互動的良性生態,使藥力能滲透全身經絡。
三、專題論述:從“非典”到“新冠”的啟示——認知層麵的超越性和方法論濫用的反思
要理解這副“複興之方”的必要性,最好的“藥引子”就是回顧中醫在曆次大疫中的表現。
2003年的非典,是中醫被“重新發現”的轉折點。當現代醫學麵對新型病毒束手無策時,以鄧鐵濤老先生為代表的中醫人,提出的辨證論治方案,在降低死亡率、改善後遺症方麵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2003年的非典(SARS)疫情,不僅是一場國家公共衛生危機,更成為了中醫發展史上一個無可辯駁的、震撼人心的轉折點。它以鐵一般的事實,強行扭轉了許多人對中醫“隻能調理慢病”的刻板印象,並直接推動了中醫被正式、係統地納入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體係。並且間接印證了中醫“五運六氣“、”天人合一“學說在時空上與人體交互的精微之處。非典和新冠疫情中中醫藥的卓越表現,不僅僅是一次臨床的勝利,它在更深的層次上,間接而有力地印證了中醫“天人合一”的宏大世界觀,以及“五運六氣”這一高維時空醫學模型的驚人洞察力。這並非玄學,而是一套嚴謹的、基於宏觀觀察的古代“大數據”分析係統。
到了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醫更是從一開始就深度介入,“三藥三方”成為抗疫的利器。這背後,體現了中醫在認知層麵的根本性超越。西醫的邏輯是“對抗”,找到病毒(敵人),然後用藥物(武器)將其殺死。而中醫的邏輯是“調整”,它不執著於殺死某個特定的“敵人”,而是通過調整人體自身的“內環境”(即“正氣”),改變病毒賴以生存的“土壤”(如“寒濕”),讓“邪氣”自然無法存留。
中醫藥在現代防疫中的成功,絕非偶然的經驗湊效,而是其“天人合一、時空醫學”這一深邃哲學思想在當代的一次恢弘的、公開的、可重複的驗證。 它向我們揭示了中醫理論的精深與偉大之處,也提醒著我們,在麵對複雜的生命與疾病問題時,或許需要從更高維度的時空視角,去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係。
這是一種從“戰爭思維”到“生態思維”的文明躍遷。《道德經》雲:“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當中醫不與病毒進行“軍備競賽”,而是致力於恢複人體的和諧穩態時,它就立於了不敗之地。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中醫在疫情中卓越的表現,並未完全轉化為其社會地位和製度優勢的提升。這恰恰印證了我們之前的診斷——“脾虛不運”。好東西,係統卻無法有效吸收和轉化。這說明,如果“肝鬱”(製度不暢)和“脾虛”(運化無力)的問題不解決,即使我們手握“人參”(有效的療法),病人也無法獲益。
因此,鄧祥先生認為,中醫的複興,首先必須是認知層麵的複興,其次才是製度和實踐層麵的複興。唯有如此,這副“複興之方”才能真正煎出藥效,灌溉中醫這棵曆經風雨的古樹。
不得不說,現代醫學界的“生態”發展譜係的方法論,尤其是藥理學領域,普遍將隨機、對照、雙盲臨床試驗(RCT)奉為檢驗療效的“金標準”,而這正是大眾認知方法的惰性主因。雙盲測試是有其內在的“規範性”與“邊界”的,雙盲測試是為 “單變量、線性因果關係”的驗證而設計的完美工具。它的理想應用場景是:
研究對象:一種單一的、化學成分明確的藥物。
作用機製:作用於一個或少數幾個明確的生物靶點。
治療方案:標準化的,所有受試者接受完全相同的幹預。
評估指標:清晰、客觀、易於量化的指標(如血壓、血糖、腫瘤大小)。
當中醫係統走入這個評價體係時,常常出現一種尷尬的局麵:要麼結果不理想,被判為“無效”;要麼即便有效,其作用機製也因無法用“單一靶點”解釋而被視為“說不清”。這種困境的根源,並非中醫本身“不科學”,而是我們試圖用一把測量“長度”的尺子,去度量“體積”乃至“時空”的複雜概念。
具體而言,就是用強行標準化“閹割“差異性,用還原論”盲摸“整體論,用客觀指標的狹隘掩蓋主觀感受的真實——形象的類比,猶如用”雙盲“這個為“狙擊步槍”設計的靶場,被強製用來測試“陸海空天電網“合一的作戰,因而就產生了係統性的“誤用”和“攻擊”,這是一場源於認知範式(Paradigm)根本不同的“錯位對話”,。
這種對雙盲測試的濫用,並非偶然的學術偏差,其背後有深刻的社會和經濟動因:
1.範式霸權(Paradigm Hegemony):現代西方醫學體係在全球占據主導地位,其建立在還原論和生物實驗基礎上的研究範式,自然而然地成為了評判一切醫學的“唯一標準”。任何不符合此範式的理論,都會被視為“不科學”或“偽科學”。這是一種不自知的傲慢。
2.經濟利益驅動:現代製藥工業建立在“專利藥”的基礎上。一個化學結構明確的單體化合物可以申請專利,帶來巨額利潤。而中藥的經典複方是公開的,無法申請專利,這不符合現代醫藥資本的盈利模式。因此,通過抬高“單一成分、雙盲驗證”的門檻,可以有效地將中醫藥排擠在主流醫藥市場和醫保體係之外。
3.認知惰性與簡化主義:理解中醫的整體觀、係統論需要複雜的思維訓練。而“一個藥、一個病、一個靶點”的線性思維則簡單、直接,易於理解和傳播。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人們傾向於接受更簡單的解釋模型,而複雜的、非線性的中醫理論則被敬而遠之。
中醫的未來,不在於削足適履地去迎合一個不適合它的評價體係,而在於與前沿的現代科學進行深度對話,共同催生出能夠理解和評估複雜生命係統的、更高維度的科學評價方法。這不僅是中醫複興的需要,也是整個生命認知科學向前發展的必然要求。
第五部分
【展望】和光同塵,道生萬物——文明的躍遷
一劑良方,不僅在治病,更在調神,在重塑生命的狀態。中醫複興的最終目的,亦非僅僅是行業的繁榮,而是指向一種更和諧、更智慧的生命樣態與文明境界。
一、中醫太和派的“和光同塵”:一個現代醫者的理性硬核行願模式
《道德經》第四章雲:“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這是老子描述的“道”的境界。鄧祥的行醫與處世,恰恰是對這種境界的現代演繹。
挫其銳:他身懷絕技,卻從不以“神醫”自居。在其所有著述的後記和前言中,他反複強調“學識所限,謬誤在所難免”“敬請同仁斧正”,這種謙卑,正是“挫其銳氣”的表現。
解其紛:麵對中西醫之爭、門派之見的紛擾,他不參與無謂的辯論,而是用一個個無可辯駁的療效來“化解紛爭”。事實,是最好的語言。
和其光:他的醫術和理念既能得到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貢獻的前輩們的認可,也能心係鄉土,為普通百姓立下“醫療下沉”的宏願。他將自己的“光”,和諧地融入到不同的社會層麵,不刺眼,卻溫暖。
同其塵:他沒有把自己束之高閣,而是積極擁抱現代社會,著書立說,借助網絡,思考如何將古老的智慧與現代生活相結合。他與“塵世”同行,而非避世自高。
這種“和光同塵”的行為模式,為當代中醫人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範本:既要有出世的智慧(精通醫道),也要有入世的擔當(服務社會)。不偏激,不固執,在現實的土壤中,找到最有效的位置,以“無為”之心(不強求、不妄作),行“有為”之事(治病救人、傳承文化)。
二、文明的躍遷:中醫複興的終極意義
中醫的複興,如果僅僅被理解為一種傳統技藝的回歸,那就太狹隘了。它的真正意義,在於為整個人類文明,提供一種世界觀的躍遷。
在人類麵臨慢性病井噴、精神困境普遍化、生態危機日益嚴峻的今天,以“對抗”“征服”、“分割”為特征的現代還原論思維模式,已經顯現出其巨大的局限性。而中醫,恰恰提供了一套與之相對的智慧體係:
整體觀:視人為“小宇宙”,強調人與自然、身與心的和諧統一。
平衡觀:不追求“消滅”,而追求“陰陽平衡”,動態和諧。
自然觀:尊重生命自身的規律與自愈能力,強調“道法自然”。
這套世界觀,不僅是破解現代醫學困局的“中國智慧”,更是解決更廣泛的社會、生態問題的“東方解藥”。因此,中醫的複興,關乎的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健康,更是人類文明能否走向一個更可持續、更具智慧的未來——這本身就是國際視野中的文明互鑒。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中醫也迎來了走向世界的曆史機遇。在新冠疫情中,中醫藥的有效性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世界衛生組織也開始重視傳統醫學的價值。鄧祥的"太和養生功"已經在海外傳播,受到了國外學員的歡迎。這種文化輸出,不僅有助於提升中國的軟實力,也有助於推動人類健康事業的發展。
三、共通的願景:前景希望與落地框架
讓我們回到如鄧祥一樣的每一個人,“正氣“內存,便如同一顆種子,一顆攜帶著宛東太和堂六百年傳承的種子。在當代的土壤中,雖曆經兩次車禍的“風霜”與“寒邪”,卻憑借頑強的“正氣”破土而出。他不僅自己長成了一棵大樹,更在發願,要感召更多的種子,最終長成一個文明的生態。
這個生態,就是中醫的未來,也是中華文明為世界貢獻的新生態。
要讓這一“種“,一”木“,一”林“健康的成長,需要切實的“土壤改良”與“園丁規劃”。以下,便是我們基於“太和“模式,提出的框架建議方案,也是我們為中醫開出的“複興之方”的 “用法用量”:
1.製度層麵(疏肝解鬱):
建立“中醫師承與實踐認證雙軌製”:對有明確傳承、有真實療效的民間中醫,設立獨立的備案和認證通道,與學院派的資格考試並行,承認其合法地位。
成立“高級別中醫發展戰略委員會”:提升中醫藥管理部門的決策層級,使其能跨部門協調資源,真正從“文化戰略”而非“衛生分支”的高度規劃中醫發展。
2.教育層麵(健脾祛濕):
推行“經典回歸教育計劃”:在所有中醫藥大學,將《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神農本草經》列為必修與必考的核心,並大幅增加臨床跟診學時。
設立“明師傳承特區”:由國家資助,選取如鄧祥等一批明醫,建立小規模、高強度的師徒製教學試點,探索可複製的精英人才培養模式。
3.傳承層麵(補腎填精):
啟動“瀕危中醫技術搶救與數字化工程”:對如鄧氏“虎口筋診法”等散落民間的絕技進行影像化、數據化記錄,建立國家級數字博物館與數據庫。
4.認知層麵(養心安神):
打造“國家級中醫文化融媒體平台”:用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如高質量紀錄片、短視頻、訪談、互動遊戲),係統性、科學地普及中醫知識,正本清源,破除謠言、謊言和黑化。
5.實踐層麵(落地生根):
推廣鄧祥先生提出的“社區醫療下沉”模式:例如,以社區為單位,試點“中醫家庭醫生簽約製”,結合“太和養生功”等中華名族的傳統養生功法,將“治未病”落到實處,打造健康社區的“中國樣板”。
在數字化時代,中醫的傳承和發展麵臨著新的機遇。鄧祥提出的"樓道藥格"概念,就是將傳統中醫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的一個典型例子。通過數字化平台,可以將傳統的中醫知識進行係統化整理和傳播。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對中醫的診療經驗進行數據化分析和優化。這些技術手段的運用,不僅可以提高中醫診療的效率和準確性,也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和學習中醫。
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但正如鄧祥先生在其著作後記中所寫:“正念空杯,大醫精誠……聰明反被聰明誤。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
醫道之複興,最終還需回歸到“人”。當有越來越多的醫者,能像鄧祥一樣,懷揣著對生命的敬畏、對文化的自信、對蒼生的悲憫,和光而行,那麼,中醫的文運,必將隨國運而昌隆。而這,正是我們從鄧祥身上,在置身事內,通過“靈魂互換”後,切到的時代脈象,也是我們為中醫未來,開出的最誠摯的處方建議。
鄧祥說:“我不想當‘神醫’,隻想讓每條街都有一個懂經絡的普通人。”這句話,把 600 年的醫派、35 年的行醫、三個傷痛劫難、四百萬科研虧空,熔於一句“和光同塵”。 600 年的太和燈火,照見的不隻是一個家族,而是一種文明的自愈力。如果醫道真有未來,那一定不是壟斷在某個殿堂,而是生長在眾生煙火服務於人民大眾的具體實踐之中。
《黃帝內經》雲:“至人無己,神與物遊。”——或許中醫複興的終極圖景不是大型旗艦醫院,而是家家戶戶茶幾上的一冊《四氣調神》。當中醫重新落到日用,人類文明或可在“身-心-社會-自然”四個維度完成一次真正的係統升級。
願讀到本文者,或為患者,或為醫者,或為決策者,投資者,生命關懷者,……諸同仁都能在太和醫派傳承擔當的故事裏,見證自己的使命。
附:
鄧祥,1977 年生,河南南陽人,宛東太和堂第十五代傳人、太和醫派掌門人,太和脊道療法、太和克潰靈療法、太和養生功療法三項非遺傳承人,現任國家民族衛生協會中藥分會執行會長、國家民族醫藥協會健康養生工作委員會秘書長、中國行為法學會健康委員會外聯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