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萊因還提到，美國與荷蘭和新加坡也存在明顯貿易順差，但這並不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消費者比其他國家的人更愛買美國貨，而是因為這些國家擁有大型港口，這些港口是美國商品進入歐亞市場的中轉站。但在貿易統計中，商品到達第一站後，就會被計入這一國家的進口額中，即使最終目的地另有他處。

《紐約時報》報道稱，美國“對等關稅”的計算方法忽略了上述國家間在產業比較優勢上的差異，也無視了某些進口商品對美國消費者的實際益處，更完全排除了對服務貿易的考量——如金融、旅遊、教育等，而這些正是美國就業最多、順差最明顯的經濟領域。

還要注意，在美國政府的國際收支統計中，“經常賬戶”衡量美國與別國的貿易和收入流動（即美國政府強調的貿易平衡），而“資本賬戶”反映外國投資和其他金融交易。卡托研究所稱，“經常賬戶”的赤字或盈餘總會伴隨著大約相同金額的“資本賬戶”的流入或流出，所以與美國“經常賬戶”赤字同時存在的是美國“資本賬戶”的流入，這也是美國作為全球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的體現。因此，衡量美國貿易逆差是惡性與否，關鍵在於美國如何利用外國資本，而不應僅關注逆差數字。

“除非美經濟衰退或美元被拋棄，否則美縮小逆差的努力將失敗”

美國長期貿易逆差的根源是什麼呢？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東豔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道，美國在19世紀70年代後長達一百年的時間裏，絕大部分時間保持著貿易順差狀態。而上世紀70年代後，美國貿易逆差的出現反映出該國的產業升級和進出口結構調整，這是美國作為發達經濟體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結果。另外，美國金融霸權必須依靠逆差向外輸出美元，並被外國持有。這和美政府當下平衡國內經濟發展、減少貿易逆差的政策目標必然會產生矛盾，這也是業界經常討論的特裏芬難題。